极端保守-性病横行
如果没有办法把性这个问题从这个世界抹杀掉，那么它至少应该在道德的世界里保持隐匿。因此，双方达成默契，不在学校，也不在家里和其他公共场合讨论所有这些令人恼火的情绪，并把所有能使人联想到它存在的事物都压制下去。
我们因为弗洛伊德而得知，当人们有意识地压制自然冲动的时候，他们其实绝无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只是将这些冲动危险地推进了潜意识。
但整个十九世纪都坚信某一种妄想，也就是符合理性主义的理智可以解决所有冲突，如果人们努力隐藏自然的作用，就可以驯服自己身上那些难以管理的力量；如果不向年轻人解释这些力量的存在，他们就会忘记自己的性冲动。
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怀着这种妄想，想要以无视的方式驯服性欲，各个机构团结一致，以神秘化的沉默一起做出了抵制。 学校、教堂牧师、沙龙、司法机构、报纸、书籍、时代趋势和习俗都在原则上避免提及这个问题，甚至以不受约束、完全平等的态度对待所有问题的科学，也无耻地把这些力量称为“自然的原罪”，还以处理这样污秽的问题有损科学的尊严为借口，向时代投降。
尽管神经科医生在许多情况下非常清楚某些歇斯底里症的原因，却也不敢承认这一事实，如果你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你就会发现，就连他备受尊敬的老师夏尔科在私下里都向他承认，他很清楚真正的病因，但从未公开解释过它。至于所谓的——那时候就这样称呼它——“美的”文学，因为被认为要完全服务于美学之美的领域，更是不允许有大胆和真诚的描写。
我们的时代却只允许展现“深情”和“崇高”的事物，而不是难以启齿的事情和真实的情况。
就算有哪个作家大胆地提到卖淫现象，他也觉得必须加以美化，把女主人公塑造成一个“茶花女”。
男人要表现得果敢、绅士、富有攻击性，女人则要显得羞怯、畏缩、小心谨慎，不提倡双方平等，而是强调猎人与猎物的身份。
女人在做运动或玩游戏的时候穿上裤子，在那个时候会被视为犯罪行为。但如果那种歇斯底里的假正经已经发展到了一位女士在那个时候都不能说出“裤子”这个词的程
一个女人去世的时候，她的身体除了接生婆、丈夫和入殓师之外，没有人见过，就连肩头和膝盖也没有人见过。
几乎没有一道篱墙或一个隐蔽的厕所没有被涂上下流的文字和图画，几乎没有一块包围女士泳池的木板没有被所谓的“窥视狂”凿穿。
结果是，这一代由于假正经的道德标准而被禁止接受任何性启蒙或被禁止与异性自由相处的人，实际上比今天享有更高性爱自由的年轻人要好色几千倍。
因为它对年轻男性闭上一只眼，却用另一只眼暗送秋波，甚至是鼓励他们，就像人们当时在家庭生活中会善意地嘲笑道“那只犄角要出动了”；但在女性面前它却惊恐地闭上双眼，保持着盲目。就连社会习俗也不得不默认，男人能感觉到性欲是自然和正当的事情，但如果要诚实地承认女人也会臣服于这种欲望，因为造物的永恒目的也需要女性的生殖能力，那就是对“女性的圣洁”的冒犯。
而这种唤醒当然只有在婚姻中才能得到官方的允许。
当女孩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就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像喝醉了一样不停发笑。她们对将她们排除在外的所有未知事物都满怀期待，将生活幻想为某种浪漫的事物，但同时，如果被别人发现她们的身体是多么强烈地渴求着自己还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柔情，她们又会感到非常羞耻。
然而，当时的社会对于年轻女子的期望便是如此：她们应该天真愚昧且毫无知识，娴雅有礼却缺乏洞察力，好奇心迫切但害羞腼腆，既不自信又缺乏实践能力
但如果一个年轻女孩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到了二十五岁甚至到了三十岁还没有结婚，那会有多么悲惨啊！因为社会习俗也会无情地要求这位三十岁的女孩，为了“家庭”和“道德”不受到破坏，始终保持这种缺乏经验、毫无欲求与天真无邪的状态，而未婚的女孩变成了“赖在家里”的女孩，“赖在家里”的女孩变成了“老小姐”，幽默画报一直在拿这些女性开着浅薄的玩笑。
还有一些特别幸运的人会亲身经历当时文学中的理想爱情——那时候的小说只会描写这样的爱情——和一个已婚女性发生关系。
但总体上看，构成当时婚外性爱生活基础的还是妓女。她们在某种程度上搭起了一道黑暗地下室的拱顶，承托着资产阶级那耀眼无瑕的华丽大厦。
一种是官方允许的卖淫，颁发某种执照，需要给国家纳税。
严苛的戒律、无情的监视与社会的谴责针对的只是那支“成千上万的大军”，她们用自己的肉体和备受欺辱的灵魂，为那个古老的、早已只剩下空壳的、反对自由与自然恋爱的道德观做辩护。
惧怕染上性病。与今天的年轻人相比，那时的年轻人在这一点上也相当不幸，不要忘记，就在四十年前，性病的流行程度是今天的一百倍，尤其是在危险程度、骇人程度和后续影响上都是今天的一百倍，因为当时的医生还没有发明什么临床疗法
当时有许多年轻人在被确诊的时候就立刻开枪自尽，因为他们觉得这对于自己和最近的亲人都是无可挽救的侮辱，也会使生活变得不堪忍受。
几乎没有一个像我一样大的同学不是面色苍白、目光涣散地来到学校的，有一个生了病就怀疑自己染上了性病；另一个因为需要付费给人堕胎而被敲诈；还有一个因为缺钱，就背着家里人去做不正规的治疗；第四个同学是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支付一个女招待给他生的孩子的抚养费；第五个同学是因为在妓院里被人偷了钱包，却不敢报案。
但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曾经说过的：“有时候我们没有酒，有时候我们没有杯盏。”
很少有一代人同时拥有两者。习俗予人自由，国家将其束缚；国家予人自由，习俗将其限制。
我每一次都觉得他们和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是四十年，而是一千年，我们为了得到爱、接受爱，总是不得不寻求阴影和隐蔽的角落。
我觉得自从女性可以自由地展示自己的形体以后，她们都变得更漂亮了，她们的步态变得更笔挺，眼睛变得更明亮，谈吐变得更自然。
也许他们甚至料想不到，禁忌带来的恐惧与那种求之不得的感觉是如何给我们增加了隐秘的欢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