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会学读物，平易流畅的笔触和大量扎实的调查和完整的逻辑，时不时还有点冷幽默。非常的喜欢，也很有启发性。里面的一些事实道理到现在依然完全适用。项飙硕士论文修订出的书籍，让我感慨难道他是天才吗？
GZH 文章
06 温州人怎么这么会做生意？想赚钱，想创业？来读一读《跨越边界的社区》
我清楚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一位著名人士在某著名大学尝试教育管理制度改革而告失败。他对新闻界宣称，失败的原因是“教员素质太差”。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是因为它背后有明显的悖论。改革方案不是艺术品，别人接受不了，只能说明方案设计者自己考虑不周，甚至无能。怎么能把板子打到对方身上呢？但是，这样的逻辑偏偏在相当一段时间，以至到现在，还很盛行。“素质太低”几乎是所有人挂在嘴边的论调，成为解释各种问题的最直截了当的方法。但是我对那位改革者，以及大部分感叹“素质太低”的人，还是感到尊敬。他们毕竟在认真想着这个社会里的事。在更大的世界历史范围内，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事情：满怀热情的社会科学专家和革命家，在为群众谋福利的努力中造成群众的痛苦。
当人们在说“素质低”“太落后”等等的时候，他心里也是有一个理论在。正是和他心里的理性认识相比，人们才显得“素质低”。不是缺乏理性，而是过于理性。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固守了僵化的理性。
“忧患意识”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在现有条件下应该怎么办。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发展主要来自不断的探索而不是事先一揽子的设计。设计可以仅凭理性，而探索必须要有自信作为支撑。在我看来，我们的焦虑和灰心正是现在的世界话语体系过于单一的体现。发达国家基于其自身的有限实践而创造出来的概念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理念；非发达国家的人民从这些概念出发来思考自己。
如何看待关系？区分于西方的概念体系
⭐ 西方中心论，在今天主要不表现为西方的种族优越感，或者把西方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社会为基本的参照来看其他文化。像对关系的看法，不仅外国人这么看，中国人自己也往往跟着这么看。
⭐ 现是把关系看作特殊的“资本”、特殊的“网络”方式等等。这一取向一方面强调关系在形式上的特殊，另一方面又努力将它纳入西方的概念体系。我们所说的“关系”被这样一处理，就完全“跑了味”，至多只解释了它的小侧面，所以我说它“片面化”。认为关系可以简单“化约”为资本等概念，也扼杀了关系在理论上的挖掘潜力 ⭐ 在我看来，关系与其说是客观的行为规则，不如说是中国人关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一套民间理论。关系既不是人们行动的目的，也不是可以化约为资本等因素的手段，它是一种表达方式。
⭐ “浙江村”首先叫人奇怪的是：人口流动本来正是市场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但在整个地球都要被称为“村”的时候，为什么流动中还产生了“浙江村”这样落后、怎么看也不舒服的“村”呢？如果再看看“浙江村”的内部生活，这里的人们用的尽是“土”办法、“土”关系、“土”观念，他们为什么能在首都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立足并且发展呢
依附理论描述的中心—边缘结构究竟是怎样维持的呢？——具体说来，为什么边缘地带能持续地提供低廉的劳动力，其价值为中心地带所攫取？梅利索克斯（Meillassoux，1981）对在法国的非洲劳工的出色研究中指出，边缘和中心的真正分工是，边缘地带为中心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由于边缘地带的经济是非市场化的，因而养活劳动力的费用极低。当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时，其实也带入了大量的隐蔽价值。 当这些劳动力衰老的时候，他们却又回到农村。劳动力的生产和使用被分割开来，这就是中心地带能不断获得经济剩余的秘密所在。又有人注意到，越来越多的移民并不进入正式的资本主义部门，而是进入所谓“非正式经济”（informal economy）。人们进而发现，非正式经济与正式经济并不矛盾，相反，正式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正式经济。后者并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而消失
什么是劳动力再生产？
社会再生产就指的是保护、培育、安抚、帮助人类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在边缘和中心的分工中，常常存在边缘负责抚育生产力，为城市带来价值并产生劳动剩余价值。
⭐ 要在具体的人和事中落实在总体上形成的结论，最后的办法只能是“一刀切”。在另一些时候则是倒过来。政府在决策的时候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比如“浙江村”内的吸毒；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却发现它和社区内的别的方面都是紧密相连的，是一个总体问题，最后也没办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甚至做做表面文章，走过场了事。（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 大家知道，开创社区研究，并对中国的社区研究产生直接影响的，是马林诺夫斯基。他对社区的重视和对社区的具体理解，和他的人类学理论直接相关。他强调要把文化看成一个整体。社区成了验证这一文化观的最好场所。在一个边界明晰、自成一体的社会单位里，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各种文化要素怎样分别发挥功能，从而成为一个整体。同时，在有型的社区里，各种现象都能方便地被观察和记录，这和他倡导的实地研究是一致的。所以他“十分重视对在时空上严格界定的单个社会中的人文生活的描写。”
⭐ 我给自己规定两个基本任务。一是把“浙江村”里人们所扮演的具体的角色、形成的稳定的关系和规则理出来；二是去看这些不同部分是如何“搭配”成一整体的。
⭐ 我常常是白天跟着他们乱跑，为自己不断看到的新东西而激动，但晚上做笔记或回忆时，却为找不到这些事实的“理论含义”而苦恼。以至于在1993年我写完第一篇有关“浙江村”白描式的初步报告后，在 开始，我给自己对“浙江村”的结构描述确定了一个测验方法：见到一个人，就想一想，他在我所理解的角色体系和结构中是属于什么位置？他的这个行为那个行为有什么结构上的意义（是怎样为结构决定，又怎样维持结构）？在初期，这种测验法效果不错。可是随着我和他们交往更加深入——直至深入到我被要求去调解他们的家庭纠纷——我就逐渐发现，不仅我原先给他安排的位置不准确，而且几乎没办法给他简单地排座。
⭐ 最早让我模模糊糊意识到这个范畴的存在的，是我对北京保姆的观察。我发现，“保姆帮”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她们往往在星期天聚在街心公园聊天，老家有什么新消息，各人碰上了什么事，看似漫无边际，但她们借此形成了对城市社会的基本理解，也产生了各自的行为策略和行为方式。这种保姆帮成为化解焦虑、调整观念（尤其是在怎样看待“自尊”的问题上）、与外界社会发生互动的重要中介。
⭐ 老乡派搞的是“当然会员制”，既然你是某地来的，你就得与你的同省人保持一致，选择的余地很小。
⭐ 老乡圈的存在是隐蔽的，因为各人分散在各厂，而且节假日较少，不能经常有集体行动。但它是民工情感交流、提供生活照顾、化解各种危机的首要甚至唯一渠道。更重要的是，老乡圈内的互动将形成成员们对某些事件的共同看法，影响到每个人的行为。而老乡帮和老乡派的行为模式基本是固定的，没有“塑造”意识的功能。
⭐ 用“系”这个字，多少有着“链”和“串”的意思。到后来，虽然流动超越了链式流动的方式，但人们仍然是沿着小圈子的思维来决定是否来北京以及来北京干什么。
⭐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不能仅把“系”理解为不同关系的“重叠”，而应该是不同关系的“互动”。核心系的重要，也不在于它“兼有”两种关系，而是在于它协调着两种不同关系之间的互相作用。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的互动过程，正是本书的基本线索。
⭐ 我们不能说甲和乙是一个系的，只能说他们同处在“某一个人的”系中。人们在介绍某个人的时候，经常告诉我：“他和某某是一‘班’的。”（温州话能清楚地区分“帮”和“班”；帮的意思和普通话里的帮近似，强调具有较强的组织性，班则指松散的圈子，很像我所说的系。）这成为他身份的重要标志。这样因人定系，就必然导致系系交叉，成为总体结构生成的重要基础。
⭐ 我很难把他们的不同决策归结于两个当事人在性格和思想观念上的差异，是他们彼此的系形成了不同的“公共意识”。
⭐ 对于一般人来说，国家的政策法规，社会形势的变化，是笼统而模糊的，无法与自己的日常操作直接对接。
⭐ 他们会去“商量”。商量的结果，其实就是对国家政策，及自己行为和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作出再解释和再定义，塑造了人们的实际行动。不同的系，会有不同的商量结果，也就产生不同的行动。“知道”不等于理解，“觉察”不等于判断。系就把外在的场景重新定义，使之具体化，变为人们日常操作的组成部分。
对内，系把外在的事件“转译”成人的具体意识，对外，它“输出”行为；同时，人又将不断改变系本身。这个从人们的日常行动里观察到的范畴，能够在分析上充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
⭐ 对强调“超脱观察”的理论，我是不理解的。如果认为以一个局外人的眼睛和耳朵能理解一种生活，那就大错特错了。不真正卷入对方的生活，你就只能靠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来想象对方。生活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受干扰的过程。只要你的举止得体，特别是能与他们的生活协调，你的来访为什么就比他的一个朋友的来访更有破坏性呢？时刻摆出局外人的样子，强调“我是来研究你们的，我和你们是不一样的”，恐怕更令对方紧张吧。
⭐ 。一则他们和我年纪相仿，对我的戒心很少，有什么事愿意主动告诉我。二则，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同龄群关系是“系”的构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同龄群主要形成于青少年时期。三则成长的青少年正是睁大眼睛看他们的世界的时期，他们和我一样在做调查，他们对各色人等的评论相当精确地反映了社区内的结构和关系。
⭐ 有一次我在“浙江村”的街头跟另外两个刚认识的小伙子聊天，周的一个朋友从边上过，我冲他打招呼他却没理我。第二天周碰见我问：“你昨天跟某某某在一起？……你跟他们在一起干什么？”我只能故意轻描淡写地说我和他们也是无意中碰见。在随后的几天里，周倒没什么，他的朋友则对我有些冷淡。从这以后，我基本上只按已经认识的朋友的引见“滚雪球”。调查者的行为反而被被调查者给限制住了。这样，你虽然对社区内的某一部分的规则有较深的了解，但却难以把握社区的“全貌”。对于初期进入者，这显然是一个缺憾。
⭐ 他是在联络处干过的”——至少说明我不是来找调查对象的“茬”的。“交朋友”的经历使我初步悟到“浙江村”里的细微规矩；而联络处的工作让我掌握了“浙江村”的广泛知识。我后来和别人聊天，能随口说点相关的人的逸闻趣事，使对方很有兴趣。大概有调查经历的人都有这个体会，一问一答和真正进入聊天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惜我们现在对此强调很少。
〰️ 社会”绝不是一个一览无余的平面，它蕴涵着无数的可能，随时会发生变化。这些可能是很难用理论进行推导的。当事人在事先也并不能意识到这些可能性。而理解这些潜在的可能，正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的“潜在的可能”不能来自简单的“观察”，而只能来自“体察”。
⭐ 在随后的调查中，我经常碰见我不认识对方但对方认识我的人。不少人还要拉着我的手说：“你是为我们做了好事的。”实在让我感动得够呛。以往的人类学研究往往要求研究者能认识被调查的社区的全部成员，了解他们之间的所有关系。这在“浙江村”显然做不到。但是，我多少成为社区内的“公众人物”，使我和整体社区的关系更接近于这样的要求。具体就表现在，我能随时方便地找到人了解我想了解的情况。以至于我根本不用去“浙江村”，也会有朋友给我打电话或者上门来告诉我社区内的最新动态。这恐怕不是交几个一般的朋友所能达到的
⭐ 这个“顾问”，不是因为我懂什么经营理论或者和政府有特别的关系，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了解“浙江村”里错综复杂的关系。这让我受宠若惊。顾问是“介入”和“超脱”之间的角色。它的好处是让我更多更深地感受到社区内的隐蔽的关系，比如一个新人的崛起会不会给其他人带来威胁，彼此又会采取什么对策等。在写作的时候多了这一角色的另一个好处是，我能在一定程度上检验我前期调查形成的观点。我根据自己的理解给他们提出建议，看他们对我的想法怎么分析；再看看这些想法在操作中能否得到验证。
⭐ 从出生到上大学，我在温州生活了18年。我还记得自己是怎么认识“厂”这个字的。我的一个邻居说，过去的“厂”字下面有个“敞”字（指繁体字），是开着的；后来这“敞”字没了，关门了，但里头还有一个“人”(5)；到现在是连这个“人”也没了，彻底倒台。大家只能靠自己。这个测字法典型概括了当时温州的国营、集体企业的衰退。技术人员、工人纷纷回家搞自己的“第二经济”，供销员把本来应该给厂里拉的业务拉到自己的家里来。
💡 不久又改打金银首饰。每次做活的时候照例门户紧闭。但打首饰需要用小火炉熔金，一次一个邻居透过窗户看见里面有火苗，大呼“着火”，见我的亲戚从里面出来，她明白过来，连忙笑着走开。过了不久我们就知道，他们家也在“做私工”！大家可谓心照不宣。后来我知道，就在城市居民还在为做私工提心吊胆的时候，地下工厂早已经在乐清、苍南等农村地区蓬勃发展。
⭐ 一个例外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提出今后要以促进国内的发展为主，不再搞过多的国际援助。大家对此很是拥护。“自己都穷死了，还给别人援助。好听有什么用！”再一个特点是对策意识很强。（国家）“是不是要收”（指紧缩、加强控制）是他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一个一边在国营商店工作，一边在家里摆副食摊的邻居，对“收”尤其敏感。每每一说形势，都宣布自己准备歇手，因为看样子上面要“收”。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如何从“形势大好”的宣传中一再得出和宣传不同的结论。
〰️ 用当地政府的话说，温州人民从来不向国家“等、靠、要”）和发展小规模、网络化的经济的经验。这让我较早地意识到，“浙江村”的形成是一个在国家之外，旧线（原来的社会关系）织新网（新的经营和社会空间）的过程。
⭐ 人们并不希望我和他们一模一样；事实上，只要我对他们很友好，感兴趣，他们见我和他们不一样，反而会感到很有意思，很高兴。因此，我不再努力完全融入他们的生活中去。”（怀特，1994：343
⭐ 坚持自己和他们的不同，反而更容易进入他们的生活体系。你在对方心中如果是一个模糊的形象，你很难真正清晰、深入地了解对方。
⭐ 在我看来，这个网络的形成是“浙江村”社区真正形成的标志。本章说明了这个网络的形成过程，以及它和社区内部关系的变化的关系。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意圈和亲友圈从原来完全重叠开始分离；但是另一方面亲友圈的重要性并没有减弱，“系”的结构反倒在强化。同时“系”和“系”之间的重叠也在增强。这样社区内部出现了一些新的规则，特别在对纠纷的解决办法上，这为后来社区内“大人物”
第三章 周家一日
⭐ 一、最简单的，这里有大量的闲房可供出租。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是由“单位”分配的，这些住房不许出租。而城乡结合部有相当一批“农民”，他们拥有自己的“私房”，可以自由处置。其实在市区的外来人口也不少，但是因为没有成片的闲房，所以形不成“村”的格局。
⭐ 大姊就在一边插话说：“亲眷，亲眷有时最难弄！你给他多少也是嫌你少的。”两个湖南妹子，一个每月工资260元。另一个仅130元。小姊和我说：“她是头一次出来，差不多什么也不会。有时别人还要停下来和她讲。也就值这个工资！”
⭐ 司”在温州话中是指有技术的人，如“剃头老司”“炒菜老司”等。有意思的是，北京人现在把这些雇工叫作“老师”。这显然是跟着温州人在叫，但又不知道究竟是哪两个字的缘故。温州人自己也不知道“老司”是哪两个字，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又反过来跟着北京人，把自己的雇工叫作“老师
第四章 1984：来到北京
⭐ 一是在“文革”后期，以“师傅带徒弟”或者“先走带后走”带出来的。当时主要是去西北地区打家具和去湖北等地做木工、弹棉花，以及换银圆、去内蒙古淘金沙等等
⭐ “师徒”是中国农村中由来已久的关系。各种手艺、行当因此得以传承。人们现在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利用这一关系，使老一代能够把他们在手工业合作化以前所积累的资源（包括在过去的流动中所得到的经验、信息和资金等等）重新动员起来，成为在国家之外的，资源组合的一个渠道。
⭐ 。修建社不是随时到村里招（人）的。随时招太麻烦，当官的也得不到好处。就当一次工人，农民不会去送东西的……
⭐ 也不叫“带”。怎么算是“带”呢？近的亲眷，一个村里关系比较好的人，他们问我北京怎么样，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他。有的让你帮他租间房，跟他讲衣服怎么做，我都帮。大部分是我们回家的时候，问我们，然后和我们一起来。
⭐ ……我们没有这种心理，说自己赚了钱，就想主动把别人带来。他上来要是不赚钱呢？生意的东西是不敢劝的。除非是在家里有困难的，真想帮他忙。还有亲属，亲兄弟姊妹，那可能会主动和他们说。当然了，特别有能力的，你想和他合作的，这会劝。这是为自己好啊。
⭐ 逃跑的经历不仅不是空前，更不是绝后。在后面我们就会看到，至少到1995年，不断地“逃”是“浙江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线索。“逃跑”也是温州模式发展的重要逻辑。
从姚信安外出做木到周住权摆地摊赚大钱，在对他们“逃跑”策略的强调中，我们悄悄越过了所有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反复强调的分水岭：1978年的改革。
⭐ “温州的改革是走在全国、走在中央前面的。但中央的改革政策使温州自己的改革变得合法了，理直气壮了。”
⭐ 一价格差的形成，刘泽波的分析是：“一是乌海是城市，吃工资的，当地的消费比老家高多了，它有矿区，国家有补贴。那时候他们的工资都能达到150元到200元了。二是乌海裁缝少，做衣服的吃香。”当时温州市区的裁缝工钱略低于乌海。问他们当初为什么不去温州市区，回答是：“我们去温州也站不住脚，别人一听口音就知道是乡下人，不喜欢。到外省就说是南方人，反而好办。”城乡之间的隔阂，反而造成了更远距离的流动。
⭐ 逃避的有效性还体现在，它给地方政府也留了面子。自己的小作坊尽管发展，但决不妨碍各种政治运动的开展。这样，地方政府虽然不能完全控制这些“出轨”的东西，但在上级面前也没有什么交代不过去的。给地方政府“留了面子”，也就是给自己增加了安全。温州的民间社会关于“国家—个人”的关系有什么具体的民间理论，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显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