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2020年，52岁的母亲从陕南农村来到深圳务工。 独立生活十几年后，“我”与母亲在深圳相聚，重新住在一个屋檐下。 我们在狭小的房间中争吵，母亲看不惯“我”的花钱方式，“我”难以忍受母亲的生活习惯。我们深陷彼此纠缠、负担和依赖的关系。 然而我们彼此相爱，“我”深知母亲的软肋便是对我毫无保留的爱。 于是，“我”想理解她。“我”的母亲在矿场、在建筑工地挥洒了年轻的汗水，如今在城市写字楼的几格空间中做保洁员。“我”想记录下母亲的打工史，努力穿梭过她记忆中的生命。母亲的人生为做着螺丝钉般工作的“我”建立起一块生活的“飞地”，让“我”得以喘息、回顾，珍重自己的来处。 这是我们母女共同完成的一场写作。
时代的切面： 通过一位保洁阿姨女儿写下的文字，我得以了解到这一群体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习惯了他们的存在：在小区、大马路上、公司里、商场里，他们劳苦非常、薪资微薄，但又勤勉坚韧、自尊自强。作者的母亲是广大在城市中劳动的老年人中的一员，缺乏福利保障的他们忍受着慢性病的折磨、严苛而缺乏人文关怀的制度，在大城市中谋求生存，争取劳动的权利。我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很多我的亲人的影子。同时书内也细腻地描写了“我”与母亲的关系，青春期时“我”怀着羞耻和愧疚面对强悍的干体力活的母亲，母亲已经年迈但仍然给我以精神力量的鼓舞和爱。
📒 母亲的性格
在漫长的劳作和家庭生活的消磨中，母亲已经把小学三年学的汉字忘得差不多了，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几十年来，她几乎不看书，很少写字，认路靠记标志。但母亲也有她自己的生存智慧和逻辑，她用乡土社会那一套熟人关系运转自己的世界。她聪明，敏感，记忆力极好，善于捕捉细节，说故事像唱歌一样。她也争强气傲，不甘人后。 也许正是因为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正统教育，语言与行为方式都遵从本能，我常在一些时刻觉得，母亲的思想比我自由，行为更不受拘束，活得更真实。最重要的，我很确信，她爱我。
岳母识字不多，也不会说普通话，却自带观察和表达天赋，从不怯于用方言与人攀谈，仿佛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能自动听懂她的话。 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也是一个“红火人”——对生活充满好奇，喜欢交朋友，捞故事，讲起来绘声绘色，有时刹都刹不住。 妻子小满这本书中的很多“金句”，就是从她嘴里直接“搬”过来的。
虽然她的普通话不好，但她一点也不害怕交流。几乎所有的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的，大部分都是女性，都五六十岁，普通话都不怎么好。她先观察谁比较和气，好打交道，便主动趁着空隙上前说出第一句话：嫂子，你是哪里人？
母亲不喜欢有人对她指手画脚。在母亲看来，保洁班组的副经理，虽然能干，但挡不住事儿，分不清轻重缓急。上面一投诉，她怕得要命，马上就截图转到保洁员的大群里。“作为领导，有些事能揽就应该揽了。有些事情，明明是甲方物业的问题，怎么能全部推到乙方和保洁员身上。比如纸巾太差，清洁剂太少，作为经理就应该向上反映。
“**给她权力她不用，跟我们村原来那个村支书一样。总是怕这个怕那个，让别人把你当下饭菜。你要抓住甲方的漏洞和问题。**
有好几次，管理处领导去检查，表扬她的卫生做得好，她很开心。即使没有加工资，她还是感到得到了认可。这种认可，对母亲很重要。
在面对工作中的压力时，我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我母亲在付出比我大几倍的辛苦，仍旧在工作，我不能轻易从职场退出。
📒 母女关系 岳母刚来深圳和我们同住时，我第一次见识到一种高分贝、高能量，表面紧张激烈、如火山般一触即发，内里又互相高度依赖乃至依恋的母女关系。
在恶劣的环境中，父母为我和弟弟攒够了下一学年的学费。她想，从今往后，她再也不会去煤矿了。这一年，是母亲整个打工史里面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年。她用“凶狠”的态度对抗来自生活的“凶恶”。
我能明显感觉到，困在农村里，被沉重农活包围的母亲，过得并不快乐。她参与了女儿的成长，又没完全参与。 她被沉重的农活缠得喘不过气，农忙季节，她一个人要处理田里大片的小麦、土豆、玉米，收上千斤农作物回家。而当时的我，只觉得母亲强悍又无理。 记得有一次，我在卧室的窗户前，解一道怎么也解不出来的数学题，但身边没有任何人能帮我，我不断地擦眼泪。她看到后，第一句话是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题做不出来有啥好哭的。”我念到初中后，她便断断续续外出务工。把家里的牲畜和农田托付给亲戚。她像个男人一样，干活动静很大，用很大的搪瓷碗吃饭，穿得不修边幅，有时候还很粗鲁。但她似乎全然不在乎。每个星期天离家去学校的时候，她总是问，生活费够不够？不够的话再给一点。每当我表现出对学业不用心的状态，她总是能敏感察觉，要我多努力。
青春期的我怀着羞耻和愧疚面对强悍的母亲。 当我身处那些家庭条件比我好的同学之间，当我看到别的同学穿名牌运动鞋、漂亮的新衣服时，我拒绝母亲给我的校服打补丁。尤其是他们的母亲是那么优雅和体面，而我的母亲与她们截然相反，但我又拿着她辛苦挣来的钱在念书
她是那么传统，愤怒，激烈，控制。 我想如若我是生活在民国之前，我的母亲估计是那种会按住号啕大哭的女儿给她包小脚的母亲。我想如果我在生活中遇到像她这样的陌生人，我不会想跟她做朋友。但她是我的母亲。她又是那么软弱，她的眼泪总是比我先流出来。她表达强硬的唯一方式是：“你给我买票，我要回商南！要不是为了挣几毛钱，我才不待在你这里！”
母亲和我在深圳的生活累积得越久，我们的相处模式越随意。我们用方言夹杂着普通话的形式说话。我的丈夫是湖南人，当他不在场时，我和母亲会转成方言对话，那就像是一种从记忆里蹦出来的外语。我意识到母亲是我在深圳唯一需要用方言对谈的人（父亲会普通话），这种方言代表着一种很低微的出身，但也让我感到一种独一无二的紧密联结——一些词句只有我和母亲能懂。母亲拥有丰沛的方言词汇库，那是她的地下宝藏。聊天的时候，那些词语仿佛是从深层的岩石中沁出，朝着地下水的出口涓涓涌流。母亲的方言是立体的，构造出多维的世界，声色俱全。母亲经常用方言给我“放电影”。我有时候会把头靠在她的臂弯里，闻着她身上从写字楼做完一天保洁后带出来的倦怠味道。我会想起，她带着年幼的我去山上背柴火的场景。我们爬了很久的山道，山里的树木散发出迷人的清香。中间走累了坐下，我在母亲怀里休息，她拨弄我的头发。说了什么我已经忘了，只记得那天阳光很好，我们坐在山路旁堆积起来的枯叶上。母亲那时候还很年轻，她身上的味道很和煦。
靠在母亲的臂弯里，我玩弄着她的双手。我发现她的手指关节凸出，皮肤上有红色的小孔，变得很粗糙。问起来才知道，这是漂白水腐蚀的痕迹。虽然她一直在吃钙片，但她的腿每到阴雨天还是像天气预报一样准时地疼痛起来。
📒母亲对挣钱的渴求，被金钱困住的人生
在她大半辈子的生命历程中，挣钱是最最要紧的事。她希望多挣钱。她说：“钱又不咬人，你还嫌钱咬手？越多越好。”
在母亲的记忆里。她这么回忆那些她拼命做工挣钱，耗费心力经营的打工年月。
客观：搬迁到县城，没有了经济来源
2020年整个春天，父母都待在陕西老家的县城，商南县。那是一个位于秦岭南麓的小县城，没有可靠的支柱产业，近些年因为扶贫攻坚，大量山区的农民搬迁到县城，我父母也是借着“移民搬迁”的脱贫政策在县城安了家。 对父母而言，那是一个被焦虑围绕的春天。大半辈子靠打零工赚钱养大我们姐弟俩的父母，找不到赚钱出路，一时间有点慌张，尤其是母亲，每打一次电话都感受到她的焦虑多一分。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母亲的匮乏感呢？但我有时候想，来深圳的人难道不也大抵如此吗？深圳就像一条“贪吃蛇”，吃走我们的满足感。哪怕问年轻人，你来深圳的理由是什么？答案仍可能是两个字：搞钱。
我们和母亲一样，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抵抗着各自人生中的“匮乏”。
（姑姑和母亲是换亲的）
要如何去形容姑姑的一生呢？用最直观的说法，是被金钱困住的一生，是用吃苦来抵消生活磨难的一生。 五十四年来，她总是为别人活着，为丈夫活着，为儿女活着，连婚姻也是遵从了父母的意见，嫁给了同村的六舅舅。
“挣钱”这两个字把她的人生缠得死死的。这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被分配的命运。
📒保洁的劳动内容和细节
对母亲来说，“保洁”两个字是动态的，意味着一连串动作及一系列流程。就保洁员的微妙心理来说，他们希望商场里人越少越好。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脚印、手印要去擦拭，也不会有那么多奶茶杯、脏纸巾、头发、广告纸、口罩需要捡拾。然而，对商场来说，顾客是上帝，只要不是发生特殊情况，它就敞开大门，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保洁员们需要保证，每一个顾客走进商场看到的一切都是干净的，这是引发消费的前提。她们几乎不能停下来，每一个毛孔都要被“劳作”填满，这也是管理处采取两班制的缘由，早7点至下午3点，或下午3点至晚上11点。 有的保洁员会选择连上两班，一天工作16个小时。母亲选的是白班，她到下午3点就可以下班了。
她最集中工作的时间在上午10点以前。10点，是商场开门的时间，她和她的同事们必须确保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得发光的商场。经理对保洁员的要求更严格，不能在眼见的范围内有一丝污渍。母亲先花一个多小时拖地板，然后用半小时擦电梯，给电梯消毒。这中间，她去地下车库的水龙头下洗两次拖把。 擦栏杆是所有流程里最简单的活儿，被母亲放在了最后，这是她做事的逻辑，把最难的先做完。10点半，有半个小时休息时间，一些没来得及吃早饭的保洁员，便会抓紧时间吃点东西。这同时也是午餐时间，上白班的保洁员是没有中午休息时间的，唯一的吃饭时间便是这半小时。为了方便，母亲头天晚上就会准备好自己的饭食，放在帆布包里，到吃饭时间拿出来在微波炉里热好。十几个保洁员只有一个微波炉，谁先热到饭要靠抢。 吃完饭之后，她所有工作内容便是拿着清洁包在负一层来回转悠。遇上有污渍的地方，用毛巾擦干净，一圈又一圈。到下午3点下班前，这5个小时的工作显得很无聊，也是异常难熬的时光。长时间来回走动对母亲来说不仅无趣，也会影响她的腿。 但是在当初入职的时候，为了得到这份工作，她向经理隐瞒了自己腿部曾患滑膜炎的事。她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的其他人说话，被经理看到了会被批评不务正业，某种程度上，这压抑了她爱表达的天分——她必须时刻在场，况且，商场里到处是监控。 每隔一个小时，母亲都要去电梯间的签到表上签到。母亲自从十岁离开校园后，再没拿起笔写过字。签到表里，她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春香”这两个字共十八笔，母亲要写上三十秒，一笔一画凑起来，超出了边框。
按照保洁公司对保洁员的规定，保洁员在工作的8小时内，不能停下来休息，商场公共区域里也没有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凳子。母亲只能趁监管不在的时候，溜去女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歇几分钟。
📒保洁与甲方的关系
每次“垃圾”被监督人员在有领导的大群里公开发出时，母亲的经理就会如临大敌，毕竟是让甲方不满意了，她会立马通知相应责任区域的保洁员去打扫，严重一点则会罚款。这就跟我自己若在公司犯了错，老板也会立马让我把错误弥补回来一样。权力都是分层传递的，我们都在这个系统里。 保洁员们很讨厌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没有同理心。 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上的黑色污渍没有擦干净。她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就擦不掉，她要让女孩自己来试试。检查的女孩听不懂，有些悻悻然，没再投诉，以后也很少再去母亲打扫的区域检查。后来母亲听到女孩们在背后议论说，山里来的人很难缠，耍赖打滚，她又独自生了一场闷气。 但她也常遇到好人。 有好几次，她都被监管的年轻女孩抓到她坐在洗手间供顾客等人的长凳上休息。她跟女孩解释，自己腿不太舒服，很幸运地获得了谅解。后来，当再发现母亲在洗手间的凳子上或马桶盖上歇息时，女孩大多只是温和地提醒她休息时间不要太长，或者假装没看到。她对此很感激，有时候我会在商场里偶遇那个总是对母亲“视而不见”的女孩，母亲会认出她，要求我跟她说“谢谢”。对母亲来说，她还需要慢慢适应深圳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性。人是不能以纯粹的好坏来区分的。
📒禁止捡纸皮
禁止保洁员捡纸皮，意味着全深圳都在倡导的垃圾分类第一步在超级商场这样的地方是失效的。保洁们评判一件东西是否能成为垃圾的标准是能否卖钱，而不是脏不脏。 按理说，像我母亲一样的保洁员是最懂深圳垃圾市场行情的人，能敏锐察觉废纸壳、废铁、玻璃、塑料的价格涨跌。然而，因为保洁公司严厉的惩罚制度，保洁们在收垃圾的时候，都是一股脑装进黑色大垃圾袋，从货梯运到停车场的垃圾中转站。
📒虽然辛苦，但已经是母亲做过最轻松的工作
虽然工作中净是条条框框，需要不断擦拭沾染污渍的栏杆，捡拾被顾客丢掉的垃圾，但这依然是母亲做过的最轻松的工作，不需要付出沉重体力，她表现出在农村生活时那柔韧的乐观。在来深圳以前，那些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在矿山上帮工人做大锅饭、开小卖部，在新建成的楼房里刷漆，在国营农场里养鸭的日子，她一天都不愿意再去重复。
📒实质无法休息
入职的时候，母亲的合同里写，一个月有四天休息时间。但现实中，她总是休不到假，经理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比如，你看别人都没休息，你再多做一天，明天给你假……性格不够强硬的话，在这个群体里面会吃亏，最脏最累的活儿会被分配给最不会表达自己诉求的人，他们更不会利用相关法律手段维护权益。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极差、纪律严苛、没有假期的情况下，大部分保洁员都受不了，干几个月就会离开。 当然，离开的大多是比母亲年轻的。
📒外包的脏累活
保洁员的队伍里没有年轻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整个下半年，这家商场的保洁员人手都不够。一开始，管理处还会从外面找临时工，有一些是从“三和”来。一个临时工一天220元，需要付给劳务中介20元中介费。这招致了全日制保洁员的不满，要求涨工资。后来，商场效益看起来也不怎么好了，管理处就干脆不再找临时工，全日制保洁的活儿变得越来越多，一个人要顶几个岗位。
外包用工的模式几乎可以应用到深圳的每一个大型商场，每一个“美丽”的公园，每一栋高档的写字楼。深圳几乎所有的保洁和绿化工作，都是由一群五十至六十岁左右的老年人承担起的，他们来自广西、湖南、四川、江西、河南、陕西……如果有心留意，会发现，他们是如此庞大、如此卑微又被忽视的一个群体。 他们大部分是农民——绝大部分是像我母亲这样的，在维持一座超级城市的“干净”。 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说，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我当即想到了我的母亲正在做的工作，想到了保洁员群体。想象一下，如果深圳没有人来打扫卫生，处理那些遗弃的垃圾，会怎样？往更细处想，你所在公司的厕所，连着两天没有人来打扫，你如何忍受？
📒政府大楼： 更有保障和尊严的的工作
一周后，母亲变得坦然，一切跟招工传单上写的一样，这让她感到舒心。他们说话算话，不像在商场的时候，请假都请不来——这是母亲有生之年第一次获得有周末休假的工作。对于坐在家里还能照常有钱拿，她感到很不可思议，在她以往的生命经验里，都是做一天工才有一天的钱。
保洁员们的工作内容是固定的，就是保持厕所、走廊和办公室的清洁。早上拖一遍，下午拖一遍，收两次垃圾，看到脏东西要及时打扫。没有垃圾的时候，时间就属于自己，哪怕发呆也好。在政府大楼里，没有人监控她，也没有人让她必须时刻保持移动。母亲很喜欢这种“小自由”，觉得在这里被人当人看，而不是下层的农民工。
母亲最怕的就是她所服务的对象打电话到管理处，就像外卖员怕差评一样。
如果自己做得不好，她希望对方可以直接找到她，她就在几步路之外的工作间，有需要，她马上就可以去收拾干净，而不是大费周折打电话到自己的领导那里。
每天早上打完卡，分配完任务，各自回到清洁岗位后，基本就不会再有人来打扰保洁员们，给他们安排一些其他的活儿。管理处的经理也很少去找保洁员麻烦，开早会的时候总是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只要干好自己的岗位，将来会帮忙争取给保洁员加工资。在这份工作里，母亲感到了信任。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深圳这座城市，容纳的是五湖四海的人，所以柔韧性很高。这些来这里工作的保洁员、清洁工，无法在老家获得经济来源，却被深圳接纳了。
政府大楼的可回收垃圾不会被丢弃，而是由每层楼的保洁员分类整理，送往负三楼的地下仓库累积起来，每个月卖一次。卖垃圾所得的钱，分给大楼里的保洁员。平均下来，每个月，因为卖垃圾，每个保洁员可以多拿150块钱。这令母亲感到公平，觉得政府大楼里的管理有方法。不像在超级商场里，捡纸皮还要被惩罚。
📒开矿的春秋大梦
事情缘于村里很有威望的医生在自家田地里发现了一块特别的石头。那块石头有着晶莹剔透的质地，摸起来光滑冰凉。懂行的人告诉他，是大理石，并且可能有一整片矿源。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引来了一个河南的老板，他带来探测仪，用科学方法证明了整座山都埋藏着大理石矿。
传言说，负责开采矿产的老板背了一麻袋人民币去县政府财务局。不久后，一批批河南人住进村子。那时，经济浪潮的海风远没有吹到内陆的陕西山区，青壮劳力基本都在家务农。“世外桃源”般的农耕生活就这样忽然被打破。每个人都觉得，携带着财富而来的老板也会为自己带来财富。村中的男女老少都加入到修路、筑房、开采的工程建设中。我的父亲母亲也在工地上，父亲一天挣20块，母亲一天挣15块。“那像是一段回到大集体的日子。 ”财富梦破碎得比想象中要快很多。矿产开采了一年多时间，矿质变差，大理石滞销，机器的轰隆声停了，河南人消失了。留下的机器被当废铁卖掉，切割好的大理石被村民抬回家。现在回到故乡，依然可以看到“财富梦”遗留下的痕迹：坍塌一半的土墙，遗留在山坡边的钢管、储水桶和彩钢瓦，还有那堆积在已经荒弃的田地里的劣质大理石。最重要的印记是，一到下雨天，故乡的河道里，常常是泥水混合着碎石一起向前。矿产开采带来的“泥石流”危害经过了十几年的自然修复，仍然顽留。
这场春秋大梦，留下的是一个被抛弃的村庄。这一系列由一块矿石引发的变故，总让我想起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描述的故乡“马孔多”。香蕉公司进驻“马孔多”，一切都开始改变了，但最终，一切又回到原点。如同“马孔多”，我故乡的人们的生活被这些确切发生的事实深深改变，只是如今，人们只能在对往昔的缅怀中漂泊。日子照常要过。暴富梦破碎，村里人也开始各谋出路，外出打工的人开始逐年增多。他们去伐木、去金矿、去煤矿、去钒矿……
📒写字楼保洁：可怕的奶茶杯子
最可怕的是奶茶杯子。母亲在厕所的垃圾桶里处理过无数奶茶杯子，但没有一杯奶茶是真正喝完的。奶茶从杯子里淌出来，粘到垃圾桶的纸上、塑料上，甚至滴到地毯上，变得湿淋淋、黏糊糊。她要用手去把杯子扶正，拿起来放在水龙头下冲洗干净，给垃圾桶换上干净的塑料袋，把洒到的地方用抹布擦干净，这样才不至于让废弃的奶茶液破坏更多地方。
母亲被奶茶气得偷偷哭过好几次，她恨奶茶。从年轻到年老，她没有喝过一杯奶茶。她不理解这东西有啥好喝的，为什么年轻人如此热衷于它，又如此浪费？ 母亲跟我说：“啥人都有，有的人文明，有的一点都不，人跟人的教养有差别，我也理解。我还不是为了要挣一点钱，只能慢慢做，能怎么办？你不知道，保洁员不知道受了多少气。”
📒 无处不在的剥削：工衣、工牌也收钱，清洁剂被克扣
阿姨承认事实，但心里不服气。她没有可以去除异味的清洁剂。最近，环境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清洁剂的种类少了很多。洗厕所只靠一瓶漂白水。 副经理在微信工作群里发了投诉的截图。阿姨争辩：“不给清洁剂，绿水（应该是氯水，阿姨不认识，就叫绿水）都不让保洁员用，就只给了一点漂白水。”
母亲说：“还是在政府大楼的时候轻松。那个姓胡的经理挺好，经理也挺好。胡经理从来不说脏话，一直对我们这些保洁说，你们岗位大，你们辛苦了，争取明年给我们加工资。实在做得不好了，有时候还给工人们说好话，不会说让你滚，经理也基本不投诉工人。衣服、工牌都是免费的。这边工衣60块一件，工牌20块一个。
📒母亲、姑姑和保洁员的病痛
我的母亲，对医院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因为那里是“花钱不眨眼”的地方。 我不敢告诉她这次进医院的花费，但她还是在一堆单据中看到了，并表现出震惊。“半个月白干了！”
整个商场不止一个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来做保洁的人。大多是胃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影响人的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便不把自己身体上的毛病当一回事，硬撑着，硬熬着。
像母亲这样只上工8个小时的是极少数。大多数保洁员是连上两班，16个小时，意味着没什么休息时间，常常有保洁员在商场的角落里靠着墙就睡着了，开着会就睡着了。他们尽可能想办法休息，比如频繁地去厕所，但去多了也不行，被监管发现，会在群里通报批评。这些保洁员里，有一部分是因为儿女在深圳工作，跟随儿女而来，比如我的母亲；有一些是为了摆脱无意义的婚姻；有些是为了给儿子挣钱娶媳妇。更多是跟我母亲一样，给自己攒点养老钱，同时找点事干。还有人就是为了活下来。
一位六十二岁的保洁员被老乡带到这家商场前，曾在北京扫过五年马路，北京的冬天太冷了，冻得手脸皲裂，痛得不行，一个月也只有3000多块。他来深圳，最大的理由是，深圳冬天不冷，他很担心在北京有一天冻死在路上都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