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nt
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明朝式微，内忧外患。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地方士宦和当地平民的关系，以及晚明朝堂上的党争到地方的影响。
从这本书中学到和感悟的内容：
- 为什么范进中举如此狂喜？中举意味着什么？
- 中举对于家族来说，意味着打破了科举的“魔障”，常有一人登科后，兄弟、子孙皆登科。不一定是学阀和舞弊，但一个人接触到中举后的资源后，其党派、门生及接触到的人，都会带来平民无法想象的资源。做官后也会给后代带来“祖荫”
- 中举就成了乡贤，可以和知县（相当于现在的县委书记）称兄道弟，并可以干涉基层政务。
- 有减免税赋的福利*（免除个人田产赋税、人丁徭役，最底层生员开始就有优免），会有很多人带着田产、自愿投身为奴仆。等于是一中举，立刻完成了阶级跃升。
- 从生员（蓝袍大王）想到大学生就业
一大群拥有学历而没有工作的青年是可怕的。晚明社会，就有这么一群生员，他们在家族中有一定的地位，发表的意见本身就会得到重视，又能识字，可以通过揭帖、传单、书籍、曲艺等方式调动乡人情绪。每当乱世时街头巷尾传播的童谣，背后可能就是他们的手笔。年轻、容易骚动、没有家室——这也是为什么当今社会如此重视大学生就业问题，因为他们的愤怒的确可能是很有力量的愤怒。
- 崇祯不是好皇帝，他所说的“群臣误我”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
晚明时的党争已剧烈到大臣完全做不到看
一个家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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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缙绅家族，不一定非要贪腐才能发家致富。明朝士大夫可以获得优免待遇，也就是可以免除个人田产赋税和人丁徭役。像董份做到了礼部尚书，可以免除八百亩田地和二十四口人的丁役，其他功名的优免待遇依等级递减，即使是最底层的生员也有优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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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作为缙绅，特别是有名望的在乡官员，可通过“干请之书”，向地方官说事，这让他们有了与地方官平起平坐的地位，也有权“武断乡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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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构筑势力，联姻也是好办法。董份自己就靠成为高官的乘龙快婿而发迹显赫，自然深谙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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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份还在位的时候，董道醇参加乡试，陆炳就派锦衣卫缇骑护送入场，还高呼“某等奉大金吾陆公命送董公子入场”，这样的待遇，想不高中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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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的科场经常会有这样的状况：一人得道后，家族一两代之内，进士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比如申时行，在他之前申家默默无闻，等他大魁天下之后，长子申用懋、孙子申绍芳接连在万历年间考中进士。再如华亭徐家，最出名的是徐阶，高中全国第三的探花，但徐家也是从徐阶叔叔徐旒中进士后才开始发达的，徐阶发迹后，弟弟徐陟、长孙徐元春科场报捷接踵而来。
董家摊上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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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六，范昶头七未过，八十二岁的冯宜人、儿媳龚氏以及三个家中婢女乘轿前往董家。几名女眷先是在董家门口捶门哭骂。一开始，董家并不理他们，但这么一闹惹来了不少人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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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群体的风向，也代表了民间舆论的风向。“蓝袍大王”本就是各家族里有点地位的人物，他们在家族中说的话很多人都会听。同时他们识字，可以通过揭帖、传单、书籍、曲艺等方式调动乡人情绪。他们相当于今日的网络“大V”，“大V”们发声，民意也会随之而动。
第一天的攻防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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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杞，唐朝人，曾官拜宰相，为人狡诈。郭子仪见过卢杞后，说他“形陋而心险”。他先后进谗言贬谪杨炎、颜真卿、杜佑、钟馗等人。后来曾非常宠信卢杞的唐德宗问手下：“所有人都说卢杞奸邪，朕竟然不知道！你知道当中的原因吗？”李勉回答：“天下的人都知道卢杞奸邪，却只有陛下不知道，这正好说明他奸邪啊。”
火烧董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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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几个领头的特别起劲。“一条龙”“地扁蛇”、金留、赵二等人光着身子冲入厅房，抢出董家的桌椅扔入火中助燃，火势愈加一发不可收拾。人群中甚至还有董家的亲戚。董其昌有个族兄弟叫董元，平日里得罪过陈明，此时前来报仇，成为劫掠人群中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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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广场效应的百姓，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虽然火势渐大，但出于对财货的渴求，人们仍然拼了命似的冲入宅中，将董家财货洗劫一空。董其昌搜集的古今珍贵书画、篆刻也被付之一炬。
赢的不是董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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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进士半南直，南直士子半苏松，松江府是大明的科举重镇，
董其昌动了谁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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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人都颇有文名，为一些文人所推崇，与邢侗、王穉登、李维桢一起被推为晚明文坛“中兴五子”。
第四章 被千刀万剐的学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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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三千六百刀落在郑鄤身上，让他成为崇祯朝唯二承受凌迟酷刑的文官之一——另一位是名垂青史的袁崇焕。
一个家族的艰难科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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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地方因为觉得风水、龙脉会影响到科举成绩，两个县能为此打上数十年的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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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五月，郑振先上《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指责当朝首辅朱赓有十二大罪，还牵连了当时另一位阁臣李廷机，以及已经离任的“奸相”沈一贯。此疏秉承了嘉靖以降官员骂人的风格，语不惊人死不休，连叶向高看了都说：“骂得很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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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明党争步入高潮的时刻，党争贯穿了大明朝天启、崇祯年间，甚至绵延到南明。
人设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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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明，乡评很大程度上由乡里的文化人与耆老操控，他们可以通过分发揭帖、派人散播闲言等方式将他们想要传达的事情广而告之，中间人可以是亲族，奴仆，依附的佃户、佣工，甚至还有民间艺术家，比如说书的、唱戏的。如果他们想要一个人社会性死亡，那无论这个人是进士及第还是富甲一方，都逃不过去。董份、董其昌、陈一教……多少名士显宦倒在这道坎上。
杀人的亡国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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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鄤在最后时刻仍奋力一搏。他找到了皇后娘家，用上万两银子贿赂皇丈周奎，试图走通后宫的门路。后来传出宫中秘闻，有一天崇祯回到后宫，周皇后东一搭、西一搭地闲聊，聊着聊着皇后说：“我听说有个常州人叫郑鄤的……”话还没说完，崇祯打断皇后，怒目盯着她问：“你在宫里，从哪里得知这个郑鄤？”见皇帝如此，周后吓坏了，不敢再说一句。
是非功过转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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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正在家丁忧，崇祯决定夺情，让杨嗣昌接任兵部尚书。本来在国家危亡的情况下，夺情是合理的，但是东林对此诸多指责。杨嗣昌上任之后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作战计划，把李自成军打得土崩瓦解，逃入深山，差点将流寇一网打尽，这足见杨嗣昌并非百无一用的书生，还是有点能耐。但是，崇祯十一年（1638年）六月，黄道周仍然以夺情之事弹劾杨嗣昌，这让崇祯作何感想，难道杨嗣昌是小人，黄道周是君子？到了七月，君臣召对，黄道周依然是书生意气，不仅为自己弹劾杨嗣昌的奏疏辩护，言语间又影影绰绰提到郑鄤。此时正是围剿流寇的关键时刻，黄道周还在为“大逆不道”的郑鄤争取，这是谋国者应该做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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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这种不问国家生死仍要党争的举动，让崇祯彻底绝望，也许就在此时，崇祯下了寸磔郑鄤的决心。有此种种，郑鄤只有砍头还是凌迟的选择，没有一丝一毫活命的可能
第五章 挖了宰相的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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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为祸甚广，导致人头滚滚的民变，如火星落入草堆，一触即燃。
狐假虎威的豪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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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陈于泰还在科举“决赛”中打败了名震天下的大才子吴伟业。吴伟业就是日后写下千古名篇《圆圆曲》的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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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谈迁所说，崇祯点三甲之后，周延儒作为首辅要开封唱名，当唱到“第一甲第一名陈于泰，常州府宜兴县人”时，周延儒顿时背脊发凉，浑身是汗，事后他曾对别人说：“我作为首辅，拔擢了宜兴人为状元，天下人会怎么编排我啊！”周延儒也是宜兴人，别号周宜兴，当时从他口中唱出同乡举子中状元，无怪乎他会如此惊慌。
宜兴乡间的星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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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了钉子的周文爙跑到宜兴县县衙开出了拘票，有恃无恐地再度杀到南刘村——法宪在手，谁还敢阻拦，立马捉拿送官。拘票就类似于今天的逮捕证，代表着官府的司法权力。到这里，就可以解答上文的第二个问题，为何周文爙等人可以一再索拿他人、追逼钱财，全因他随时可以拿到官府的拘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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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肇基大大咧咧占据了宜兴城内的“政府招待所”，打着保境安民的幌子向民众勒索钱财。不仅如此，这位哨官胆子还很大，又跑到事件发生的原点南刘村，对村民一通忽悠，号称受官员委派，前来“乔事”（调解），能帮村民脱罪。杨哨官这样一番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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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哨官兜里揣着银两在外晃荡，却被一些“罡棍”盯上。罡棍就是打行里的打手，专行坑蒙拐骗、敲诈勒索之事，相当于那个时代的黑社会。他们跟踪杨肇基至僻静处，上来就抢，杨哨官没有震古铄今的武艺，好不容易骗来的银子都被抢了。
平息民变，陈氏背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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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捆杀青矜（学子）”“捏陷多命”两条罪状。最后，作为平定乱局总指挥的苏松巡按祁彪佳一锤定音：五条罪状都确凿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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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没那么简单，常州兵备道徐世荫在进驻常州之后，除了接受诉状平民愤之外，还颁布了一道便民约款：“行保甲，较斛量，禁豪奴，革增耗，绝盗献，均粮役，惩打抢，清胥吏，遏刁讼。”
明为租佃，实则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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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崇祯年间，赋税包罗万象，内含金花银、太仓旧饷、加派新饷、杂项新饷、光禄寺厨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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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实在受不了，就开始拖欠，而地方官没法全力催征，久而久之也就默许了拖欠行为。当时对地方官的考核，以征到八成的税收为合格。官府和百姓之间讨价还价，你提高税额，我就拖欠一点，相当于打个折扣，老百姓缴纳八成赋税就可以成为良户，是合格的纳税人，而缴纳六七成的，也说得过去，官府不会把他们视为“抗税分子”。双方逐渐形成一种默契。这就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江南逋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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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收税，无法完全依靠胥吏，毕竟有编制的公务员没几个人。大明朝在早期设立了粮长、解户，以及布解、漕兑、白粮、柜头、经催等差事，应差的普通百姓要承受巨大的承运压力，承运的粮食万一出现问题，比如水火灾害造成损失，承运人就要负责，担任粮长的人，折腾一两回就由富户变成穷人了。 明朝的粮长制度在晚明时已经崩溃，征收粮税一职逐渐由市井无赖及奴仆们充任。但征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没点好处谁干啊。于是，催征的直接经手人就会通过“秤头”“火耗”等手段获利。所谓秤头，就是在过秤时，利用大小斗、空心秤砣等做手脚；火耗就是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时的折耗，张居正改革之后，粮税折成现银，从而产生了火耗这种新的贪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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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户田亩同样要交税，徐世荫说的“租税”就是佃户田租，由土地所有者统一收取，佃租中有一部分要上交官府。除了一些真正的佃农，更多佃户是带地投靠大户的小地主或富农、中农，这种田地“挂靠”就是晚明时期很出名的土地“诡寄”。 百姓带地投靠世家大族的好处是，一来可以有依靠，二来可以免徭役，但粮税是无法免除的。缙绅大户也可以从寄户田地获得好处。按照地方追比赋税的额度，完成九成就算优等，有此一条，如果寄户100%交税，缙绅则只要上交90%，地方就能完成征税额度，剩下的10%是缙绅白拿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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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彪佳在日后给皇帝开出根治问题的药方时，就是请求暂缓该邑之旧逋，减少新税加征，认为蠲免赋税才是团结人心、消弭乱源的源本之计。但是他得到的只是严厉的斥责：“宽缓旧欠，朝廷自恤灾黎，亦与此事何涉？辄尔溷请。”
挖周相国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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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永绝后患，就要轻徭薄赋，在即使千百年都换汤不换药的秦制帝国里，明白人仍然很多，都知道逼太紧，老百姓没饭吃，就要造反，但是如果看大明的赋税，明面上是很轻的，为何闹到了这个地步？ 全因帝国盘剥与人民生存之间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如前文所述，除了正税，还有各种苛捐杂税，以及看不到的各级官吏的中饱私囊，所有这些搜刮与人民生存之间的平衡点，在宜兴民变中被打破了。 而这个平衡点，我们给它取一个名——“胥吏均衡”。
“胥吏均衡”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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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万名官员，百万军兵，亿万黎民百姓，他们各司其职，各安天命，有种地的，有做工的，有行商的，有当官的，有为吏的，也有当兵打仗的，他们维持着这个帝国的运行。万历以降，大明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迟钝的，却又始终拖着沉重脚步，踽踽前行两百余年的老旧帝国。 想要这个帝国始终平安运行，必须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老百姓吃饱了饭就不会闹事造反；军兵们有充足的粮饷，才能保障国防稳定；官吏也要拿俸禄，方能保证政令上通下达，国家机器顺畅运转。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芸芸众生都是由两京一十三省十亿亩田地中一颗一颗种出来的米麦喂养着，农民种田缴税，国家用这些粮税养活皇家、朝廷、官吏、军兵。所以，这些粮税必须达到一个平衡点，也就是全国上下征收的粮税既要满足国家的开支，又要填饱贪官污吏的欲壑，最关键的一点是，还要让芸芸众生有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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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有朝廷收的税还好说，但是，包含在征税中的，还有官吏的欲壑。凡是能过手的利益，官吏如何能袖手旁观？但他们不能从朝廷那里偷，只能在百姓锅里抢。正税、杂税之下，官吏的盘剥是比赋税不知道重多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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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晚明，万历、天启、崇祯三朝，这个“胥吏均衡”一步一步被“三饷”压垮。 辽饷，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起加派，用于支付辽东军需。天下田亩每亩平均加征纹银九厘，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崇祯四年（1631年）每亩田加征提高到一分二厘，共银六百六十万两。 剿饷，自崇祯十年（1637年）起加派，用于剿灭此起彼伏的起义。朝廷增兵十二万，为此加征剿饷，总数两百八十万两，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被迫停止。 练饷，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加派，用于操练兵马。清兵数次绕境蒙古长驱直入内地打草谷及屠城，杨嗣昌提议征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以练兵御敌。 以上最多加到一千六百余万两（石）钱粮，朝廷加一厘，下面加耗一分，贪官污吏又不知道要刮多少尖，踢多少斛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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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双重压迫下，大明这架千疮百孔的驽马烂车，在“胥吏均衡”被打破后，终于驶入了宿命的坟墓。
第六章 让钱谦益为难的女人
楚平王杀伍奢，伍尚、伍员（伍子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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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尚、伍员出自中国历史中一段典故。春秋时，楚平王要杀大臣伍奢，就写信给伍奢两个儿子，对他们说，如果他们都回到京城，就赦免伍奢。 两个儿子明知道是陷阱，能怎么办呢？作为长子的伍尚对弟弟说：“如果回去能赦免父亲，那就该我去，这是孝道；而你赶紧跑到吴国去，如果我们父子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想办法为父报仇。” 然后，伍氏兄弟两人分道扬镳，伍尚回到京城随父亲同死，伍员投奔吴国，最后借兵灭楚，鞭尸楚平王，为父兄报仇。这一典故千百年来为人传唱。
从奴到官，鲤鱼可以跃龙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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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祝化雍家门口会有一块木牌，上书“辛酉科举人”字样，这便是代表此户主人社会地位的举人牌，当官吏收税的时候，这一户人家必须跳过。 同时这一家的主人在没有外出做官的时候，是维持地方秩序的乡绅。他可以给知县写信，下款称“治愚弟化雍”，即举人与知县可以称兄道弟。诸生见知县叫作“禀见”，举人见知县则属拜客，是平等往来。举人见了知县平起平坐，举人要是不主动告辞，知县不敢主动提出送客，如果坐到饭点，知县请吃饭也是必需的。而且由于这家主人有权随便见知县，于是就出现了“请谒有司居间”的现象，即通过自己的身份居间为乡里乔事、说情。 州、县缙绅普遍参与地方政事，没有他们的支持，州、县官员大多不敢以一己之意擅自行事。遇到县中应办却难办的事情，如公益事业，举人可以出面同地方官说一声，几乎没有办不成的。
王氏复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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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大程度上，王氏应该是得到了当地某些读书人的支持，说不定还有与赵家不对付的当地其他科举家族的支持。总之，这份揭帖传遍了丹阳的大街小巷。 于是丹阳学子互相串联，几百位年轻人打起铺盖卷，自备粮食，浩浩荡荡穿州过镇，从丹阳奔向常熟。学子们抵达后，在老师家门口集会，振臂高呼，要为老师祝化雍申冤。 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常熟的缙绅们再也当不得缩头乌龟了。当时赋闲在家的另一位晚明名臣瞿式耜出面，召集乡内缙绅们开了紧急会议，平息众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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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沉思了片刻，看看堂下义愤填膺的诸生，说了一句杀人不见血的话：“在陈既可以无君，祝亦可以无主。”然后起身拂袖而去。此言一出，丹阳学子顿时欢呼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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