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nt
抑郁的成因究竟是什么？ 当我们过于关注生理上的因素，可能会忽视自己生活方式的失衡。
一直以来，有两个谜团困扰着我。我无法理解它们，而且说实话，我害怕深究它们。
第一个谜团是，我40岁了，在我一生中，年复一年，严重的抑郁和焦虑症状在美国、英国等国家不断浮现出来，横扫整个西方世界。我想要搞清楚为什么。为什么这开始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过去的每一年里，我们越来越多人发现越发难以度过每一天？
还有一个谜团是很私人的。
当我还是十来岁时，我记得有一次去看医生，说我有一种感觉，仿佛疼痛不停地从我的身体里溢出来。我不能控制它，也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并且感到非常羞耻。
医生给了我一个说法，现在我意识到他是出于好意，也不算全错，但是过于简单化。我的医生说，“我们知道人们为什么会这样，有些人的大脑很自然地会发生一些化学失衡，你显然是其中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你开一些药，它会把你的化学平衡恢复正常。”
所以我开始服用帕罗西汀，或者赛尔特，在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的名字。然后我感觉好了很多，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但随后不久，这种痛苦的感觉回来了。所以我服用的剂量越来越高，之后的13年里，我都在服用法律允许的最高剂量。在这13年的大部分时候，我仍然很痛苦，尤其是在后面几年，痛苦无时无刻地伴随着我。
我开始问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做了所有主流文化告诉你该做的事，为什么还是这样难受？
所以为了揭开这两个谜团的谜底，我写了一本书，并为此进行了一场环球旅行，旅途超过四万英里。我想跟世界一流的专家坐在一起，讨论是什么引发了抑郁和焦虑，并且最重要的是：有什么治愈方法？那些经历过抑郁和焦虑的人，是如何以各种方式走出来的？
我一路走来，从我结识的那些了不起的人身上学到了很多。
但我所学到的最核心的是，目前为止，科学依据能够证明有九种引发抑郁和焦虑的原因。
其中两个确实是由于生理因素。你的基因会让你对这些问题更敏感，虽然它们不能决定你的命运。当你变得抑郁时，你的大脑会发生实质的变化，让你更难摆脱出来。
但绝大部分被证实，引发抑郁和焦虑的因素跟我们的生理因素无关，而主要取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一旦你理解了它们，就能开启一套非常不同的解决方案，应该和化学抗抑郁药一起提供给人们。
比如，如果你很孤独，你很可能会变得抑郁。当你工作时，如果你对自己的工作没有控制权，你得按照吩咐去做，你就更可能变得抑郁。如果你很少接触自然世界，你更可能变得抑郁。
有一样东西把很多导致抑郁和焦虑的原因串在了一起。
这里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都有自然的生理需求，对吧？显然。你需要食物，你需要水，你需要住所，你需要干净的空气。如果我拿走那些东西，你们都会很快就陷入巨大的困境。但同时，每个人也有自然的心理需求，你需要有归属感，你需要感到你的生活有意义和目的，你需要感到人们关注你并重视你，你需要感觉自己有一个有意义的未来。
我们建立的这种文化擅长很多事情，很多事情比过去好多了，我很高兴生活在今天，但我们对满足这些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却越来越不擅长了。我认为这是这场危机不断升级的关键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
这真的很难理解。我的抑郁症从一个单单由我自己大脑造成的问题，变成一个有很多成因的问题，其中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我挣扎着重新理解这一切。
直到有一天，我采访了一位名叫德里克·萨莫菲尔德的南非精神科医生，我才真正明白了这一点。
2001年，萨莫菲尔德在柬埔寨，当时他们首次在那个国家为人们引入化学抗抑郁药。当地的柬埔寨医生从没听过这些药物，他们问：“这些是什么？”他解释了一下。然后他们告诉他：“我们不需要它们，我们已经有抗抑郁药了。” 他问：“你指的是什么？” 他以为他们会谈及某种草药，比如圣约翰草、银杏叶之类的。但是，他们告诉他一个故事。他们社区有个农民在稻田里干活，有天，他踩到了抗美战争时留下的地雷，他的腿被炸掉了，所以他们给他装了一个假肢，不久之后他就回到稻田干活。但显然，你戴着假肢在水中干活非常疼，而且我猜他回到腿被炸掉的地方干活一定很痛苦。这个人开始整天哭泣，拒绝下床，他出现了所有典型的抑郁症症状。
柬埔寨医生说：“就在这时，我们给他开了抗抑郁药。” 萨莫菲尔德医生问：“是什么药？”
他们解释说，他们去跟他坐在一起，倾听他，他们认识到他的痛苦是合理的，虽然身处剧痛中的他本人很难看出这一点，但确实，他生活中里有导致他痛苦的显著因素。
其中一个医生和社区里的人交谈后想到，“如果我们给这人买一头奶牛，他就可以变成一个奶农了，他就不会处在这种境地，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了，他也不用去稻田里干活了。” 于是他们给他买了一头奶牛。
没过几周，他停止了哭泣，不到1个月，他的抑郁症消失了。
他们跟萨莫菲尔德医生说：“所以你看，医生，那头奶牛，就是抗抑郁药，那是你说的药吧？”
如果你打小就像我和在座大多数人那样思考抑郁症，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糟糕的笑话，对吗？ “我找医生开抗抑郁药，她给了我一头奶牛。” 但那些柬埔寨人从这桩个体的、不太科学的轶事里，本能地得出世界领先的医疗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多年来基于最好的科学证据，一直在试图告诉我们的结论。
如果你抑郁，如果你很焦虑，你不是脆弱，你没有疯，你不是一台零部件坏了的机器。你是个需求未被满足的人。
思考一下柬埔寨医生和世界卫生组织没说的话也同样重要。他们没跟这个农民说：“嘿，伙计，你需要振作起来，你得自己解决和修复这个问题。” 相反，他们说的是：“我们作为一个团队来和你一起努力，在一起，我们可以解决和修复这个问题。” 这是每一个抑郁的人需要的，并且也是每一个抑郁的人应得的。
这就是为什么一位联合国的顶尖医生，在2017年世界卫生日的官方宣言中写到：我们要少谈化学失衡，多谈谈我们生活方式的失衡。
药物对有些人有真正的缓解作用，它们也曾对我起过一阵子作用，但是因为这个问题比生物学能触及到的更深入，所以解决方案也得更深入。
当我第一次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好，我看到了科学证据，我阅读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我采访了很多专家，他们都做出了这一解释，但是我们怎么解决问题呢？” 让我们抑郁的事情，往往比那名柬埔寨农民的更复杂。有了理论之后，我们该从哪里下手呢？
然而后来，在我写书的漫长旅途中，在全球旅行中，我不断遇到正在那样做的人，从悉尼，到旧金山，到圣保罗。我不断遇见理解抑郁和焦虑的深层原因并作为群体去修复它们的人。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因为那将会变成一个10小时的TED演讲。但我想在这里主要提两个原因，和对应的两个解决方案。
第一个是，我们处于人类历史上最孤独的社会。最近研究有一项研究，询问美国人“你感觉不再跟任何人亲近了吗？” 39%的人承认符合描述。“不再跟任何人亲近”，在国际孤独测量评估中，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仅次于美国。
我花了很多时间就孤独问题和世界一流的专家交流。约翰·卡奇奥波教授在芝加哥，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引发了我许多思考。卡奇奥波教授问到：“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为什么在这儿，我们为什么活着？”
一个关键原因是，我们非洲大草原上的祖先真的非常擅长一件事情。他们不比他们放倒的许多动物高大，他们不比他们放倒的许多动物跑得更快，但他们更擅长抱团与协作。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超能力。
我们聚集在一起，就像蜜蜂进化成住在蜂巢中一样，人类进化成部落聚居，而我们是第一批解散部落的人类。这让我们感到糟糕，但事情不一定非得如此。
我书中，提到一位叫山姆·艾佛林顿的医生，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我心目中的一个英雄。他是东伦敦贫民区的一名全科医生，我在那生活过好多年。山姆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很多病人都带着严重的抑郁和焦虑来找他。
和我一样，他不反对使用抗抑郁药，他认为药物对一些人有缓解作用。但他可以看到两件事情：
第一，他的病人很多时候是因为完全可以理解的理由而抑郁和焦虑，比如说孤独。第二，尽管药物能给部分人带来一些缓解，对多数人而言，它们无法解决问题，无法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山姆决定开创一种不同的方法。
一位女性来到他的医疗中心，她叫丽莎·坎宁安。我后来认识了她。丽莎因为非常严重的抑郁和焦虑而隔离家中，长达七年。当她来到山姆的中心时，她被告知，“不要担心，我们会继续给你这些药，但我们也会开一些其它东西。你需要每周来这个中心两次，去见其他抑郁和焦虑的人们，不是来说你有多么不幸，而是找出一些你们可以一起做的有意义的事情，这样你就不会感到孤独，或是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这些人第一次见面时，丽莎焦虑到开始呕吐，因为这对她而言压力非常大。
不过人们开始给她按摩，这群人开始聊天，“我们能做什么？” 这些都是和我一样住在伦敦东部贫民区的人，他们不懂园艺。“为什么我们不学习园艺呢？” 医生办公室后面有块区域是个灌木丛。“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改造成花园呢？” 于是他们开始从图书馆借书，开始看YouTube视频，他们开始把手伸进土里，他们开始熟悉四季的节律。
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接触自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抗抑郁药。接着他们开始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他们开始形成部落，他们开始形成团队，他们开始关心彼此。如果其中有个人没出现，其他人会去找 —— “你还好吗？” 还会帮助这个人解决那天遇到的麻烦。就像丽莎对我说的，“随着园中花朵的绽放，我们也开始绽放。”
这个方法被称为“社会处方”，它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有一个小的但不断增长的证据表明，它可以真正且有意义地缓解抑郁和焦虑。
有一天，我站在丽莎和她那些一度抑郁的朋友建造的花园中，那真是个美丽的花园啊！然后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澳大利亚的休·麦凯教授的启发。我想的是，当人们在我们的文化中感到沮丧时，我们是怎么跟他们说的？我确信这里每个人这么说过，我也说过 —— “你只需要做自己，做你自己就好。”
我意识到，其实，我们应该跟人们说的是 —— “别自己一个人，不要做自己，做‘我们’，我们一起来，成为团队的一员。”
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在于把更多的资源看作孤立个体，这恰恰是导致我们陷入这场危机的原因之一 ，而在于和比我们更大的东西重新连接。
这正是我想和你们说的，另一个和抑郁及焦虑有关的成因。
每个人都知道，垃圾食品已经占据了我们的饮食，让我们身体不适。我说这话并不是带着优越感在说，我来做演讲之前刚去过麦当劳。我看到你们都在吃那种健康的TED早餐，我是不会吃的。
不过就像垃圾食品占据我们的饮食，并让我们身体不适一样，有一类垃圾价值观也占据了我们的头脑，并使我们精神染病。几千年来，哲学家们说过，如果你认为生活是关于金钱、地位和炫耀，你就会觉得自己像个废物。这不是叔本华的原话，但这是他所说的要点。
但奇怪的是，几乎没有人对此进行过研究，直到我认识了伊利诺伊州诺克斯学院的提姆·卡塞尔教授，他现在已经研究这个课题超过30年了。他的研究揭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首先，你越相信你可以通过购物和炫耀来摆脱悲伤，过上美好的生活，你越有可能变得抑郁和焦虑。
其次，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越来越被这些信念驱动。
我的一生，都处在广告、社交媒体和类似东西的重压之下。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意识到，这就像我们的灵魂一出生就被喂了肯德基之类的东西。我们被训练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幸福，这就像垃圾食品非但不能满足你的营养需求，还让你感到糟糕一样，垃圾价值观也不能满足你的精神需求，反而会夺走了你的美好生活。
当我第一次和卡塞尔碰面时，我学到了这些，让我真是百感交集。
因为一方面，我觉得这真的很有挑战性。我时常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中，每当我跌倒，我试着用一些炫耀的、宏大的外部解决方案来修补它。我可以看到，为什么那样做对我并不怎么见效。我也想到，这不是很明显吗？这不是老生常谈吗？
如果我跟在座各位说，你们谁也不会在临终的病榻之上，想着自己买了多少双鞋，收到了多少条转发，而是会想起你生命中那些富有爱、意义和联系的瞬间，似乎是在说陈词滥调。我和卡塞尔教授聊到这一点，我问：“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双重感觉呢？” 他说：“我们多多少少都明白这些，但在这种文化中，我们并不靠它们过活。”
我们对它们实在太清楚了，于是变得了陈词滥调，但我们却又不靠它们活。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知道有些东西很重要，但不靠它们而活？过了一会儿，卡塞尔博士告诉我：“因为我们生活在一台机器中，它被设计成让我们忽略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我真得好好想想。“因为我们生活在一台机器中，它被设计成让我们忽略生命中最重要东西。”
卡塞尔教授想要搞清楚，我们能否打败那台机器。他为此做了很多研究。我会告诉你们一个例子，我真的很迫切鼓励这里每个人跟朋友和家人也试试。
奈森.顿肯成立了一个小组，让一群青少年和成年人在一段时间里一起参加一系列会面，试图让人们回想他们生命中真切地感到有意义的瞬间。不同的人想到的是不同的东西。对有些人，是演奏音乐、写作、帮助别人，我相信这里每一位都能想起一些，对吧？
这个小组的目的是激发人们去思考，“怎么才能把生命中更多的时间用来追求这些有意义的时刻，并且少买一些你不需要的垃圾，把它们发到社交媒体上，好让别人说，‘天呐，我好妒忌啊！’” 有点像互助戒酒会吧？但是戒的是消费主义。
他们的发现是，只是通过让人们参与这些会面，阐明这些价值观，并决定采取行动，互相监督，就会引发人们价值观的显著转变，把人们从产生抑郁的飓风中带走，向着更有意义、更有营养的价值观前进。
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我看到和写过的所有解决方案。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花了那么长时间才看到这些洞见？我们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为什么还是仿佛它们很难理解一样？我认为这里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是我们得改变我们对抑郁和焦虑的认识。
抑郁和焦虑有非常真实的生物学原因，但是我们的文化让生物学成为唯一的解释，然后我们含蓄地告诉人们，“你的疼痛不意味着什么。它只是个故障。就像电脑程序的一个小故障，它只是你头脑中的线路问题。” 但直到我意识到抑郁并不是一种故障，我才能够开始改变我的生活。它是个信号。你的抑郁是个信号。它在告诉你一些东西。我们产生这样的感受是有原因的，虽然在抑郁的痛苦中很难看清。从我个人经验出发，我非常理解。但有了正确的帮助，我们能够理解并共同修复这些问题。
但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步是我们要停止侮辱这些信号，停止说它们是软弱的、疯狂的或纯粹生理的信号。我们需要倾听这些信号，因为它在告诉我们真的值得留心的事情。
只有当我们真正倾听这些信号，重视这些信号，尊重这些信号时，我们才会看到解放、滋养、深入的解决方案。“奶牛”一直在周围等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