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23年第1期12-22,共11页
我国正在从早婚普婚的社会向晚婚非普婚社会过渡，与此同步，教育也出现了性别差距逆转。在此背景下，我们对上海市人民公园相亲角为子女寻觅配偶的父母展开调查，探索女性向上婚传统规范的延续和变迁。研究发现，传统女性向上婚规范已经发生松动，一方面男女双方体现了既传统又现代的杂糅观念；另一方面，这种松动在性别维度上具有不平衡和不对称性。男方家长似乎手持玻璃标尺：希望一定程度上维持传统性别规范，对女方公私领域的成就、责任和角色定位有相对严苛的要求。女方家长对于传统性别角色期待有更多的反思和宽容度，对于男方的教育、经济以及提供婚房惯例的要求均有大幅松动，并更为多元化。维持女性向上婚传统规范的动力更多来自男方对女性传统的顺从、弱势角色的要求，而非女方对男性财富和地位的追求。提倡平等、现代的伴侣关系，增加对于非传统婚配模式的包容，对于缓解全社会婚育压力、促进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有着重大而长远的意义。
作者简介
计迎春，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社会学、社会人口学、性别研究、中国的现代性和本土化理论研究；
刘岳，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和性别研究、“酷儿”研究和质性研究方法；
范芝芬（C. Cindy Fan），女，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系教授、副校长（主管国际研究和全球事务），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移民、区域发展、性别、种族和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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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迅猛发展。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目前正处于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发的关键转型时期，而我国的婚姻家庭、人口转型也与社会经济转型同步发展。2021年7月公布的七普数据表明，我国的初婚年龄十年间推迟了3.78岁，而从1980年到2010年三十年间，初婚年龄仅推迟1.3岁。也就是说，在以快速老龄化和持续低生育率并行为显著标志的人口转型中，我国传统的早婚普婚模式已经悄悄地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与此同时，我国的高等教育迅猛扩张，自2009年开始，教育的性别差距开始出现逆转，女性的高校入学率达到50.48%，超过男性。而高学历女性的“成婚难”问题也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比如2007年开始出现“剩女”一词，女博士更是一度被贬为“第三性别”，即在婚姻市场上不受“第一性别”青睐、传统规范意义上的编外群体。遵循门当户对和女性上嫁婚的传统，婚姻市场上出现了所谓A男配B女的层级匹配和逐层挤压，而相应的A女和D男则被挤压到“剩男”“剩女”的边缘地带。
上述教育的性别差距逆转并非我国独有，而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出现高等教育的性别逆转。教育领域的进步，推动了私人领域的性别平等，促进了婚姻制度向更为平等和现代的方向转变，传统的女性向上婚已经被女性向下婚所超越。相应的，在中国社会的婚姻匹配模式中，我们也看到了女性向上婚比例的下降，但是向下婚似乎没有出现太多变化，依然远低于向上婚。那么在我的婚姻制度变迁和人口转型的过程中，这种传统的女性上嫁婚规范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是不是依然存在？是否有所松动？而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逻辑和实践中，他们又是如何理解、遵守甚至挑战这个规范的？如何进行协商和创新？进一步，在个人日常生活的相关实践和意义体系里，是否存在性别模式？回答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中国社会从普婚向非普婚模式转化、与之密切相关的低生育率走向以及婚育模式和人口转型背后的现代化转型，均有着重大而长远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当今中国社会正在成为一个充满张力、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和传统的复兴、回潮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相杂糅的中国式马赛克现代性。个体化的蓬勃推进、儒家传统的复兴以及家庭代际关系的坚韧，勾织出一幅如马赛克装饰艺术般传统与现代混搭的当代中国人私人家庭生活图景。在传统包办婚姻被现代自由恋爱历史性地取代之后，父母亲对子女的私人婚恋生活却并没有完全放手。年轻人的婚恋生活依旧难以脱离家庭代际关系影响：结婚不仅仅是个人的意愿，更是一种双向责任——既是子女对父母的责任，又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遍布中国大中城市公园的相亲角就是鲜活的例证。所以要理解中国年轻人婚配模式和观念的变化，我们就离不开家庭代际关系和父母视角，离不开对传统与现代交织杂糅的复杂张力的思考。
本文聚焦于上海市人民公园的相亲角，从为子女择偶的父母的角度出发，来探寻婚姻匹配模式和观念的变迁，对女性向上婚传统规范背后的所谓的“大众常识”或者刻板印象，进行一个社会学的学理探索，从而进一步理解传统婚姻制度的变迁以及这种变化对于我们当下的人口转型特别是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意义，为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和现代化的顺利转型与推进提供一些本土化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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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以下文献主要围绕上嫁婚规范及其形成机制、双方的动机等展开。我们首先概述了婚姻匹配文献，考虑到中国情境中的婚恋形成，还探讨了代际问题。总之，我们围绕上嫁婚这一现象，对相关中英文文献进行梳理，特别强调如何在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情境中综合男女双方动机以及家庭代际关系来理解上嫁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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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匹配
婚配对象选择就是按照婚姻双方背景的异同，来决定“谁和谁结婚”的问题。根据结婚对象的匹配组合方式，一般划分为匹配婚姻和内外部婚姻范畴。前者包括同质婚（homogamy）和异质婚（heterogamy，包括向上婚和向下婚），其划分标准主要为社会经济地位，如教育、职业、收入等；而后者包括群内婚（endogamy）和群外婚（exogamy）/跨界婚（intermarriage），主要按照婚姻的双方是否属于同一社群或者不同社群来划分，如种族、民族、宗教信仰等。而社会学家对于婚姻匹配组合模式的研究与其对社会流动性和社群开放性的关注是分不开的。这些研究大体上按照两条脉络展开：分层研究与种族移民研究。分层一脉的研究集中在教育婚姻匹配上（同质婚之于异质婚），也包括其他多种社会经济地位维度，甚至涵括个人吸引力方面的特质；另一脉则与日趋多元化的社会背景紧密相连，不同种族、民族以及宗教信仰等社群之间的跨界婚（相对应于群内婚）则和民族、种族以及移民等研究有着紧密联系。
国内外很多学者聚焦于我国婚姻在教育程度上的匹配，也有不少研究调查户口、收入等个人特征的匹配。与近些年国外研究主要关注个人特征不同，国内很多研究还关注婚配者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特别是父亲的教育、职业等状况。研究发现：教育同质婚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迅速上升，相应的，户口、职业地位、收入等方面相匹配的同质婚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而先赋性特征如父亲的户口、职业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的同质性匹配，大致也是呈上升态势的。在同质婚上升的同时，向上婚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向下婚则为数甚少。当然，向上婚主要发生在相邻层级之间，随着层级的跨越，其难度也随之加大。近年来，研究者发现教育维度上的向上婚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远远高于向下婚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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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婚规范：她的向上婚？
研究表明，即使随着女性教育成就的大幅度提升，在很多双职工家庭里，男性养家糊口的性别规范依然盛行，这就使得女性向下婚的社会成本极高，而实际的发生也相对比较少。也就是说，同质婚的盛行和女性向上婚规范的存在，对部分社会群体形成了婚姻挤压，其后果更多的是由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和教育程度比较低的男性所承担。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特别是随着高等教育的迅猛扩张，以及教育回报的上升，我国的教育同质婚也随之水涨船高。与此同时，门当户对和女性的向上婚依然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婚配规范。在大量的同质婚和女性向上婚规范的挤压下，社会上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无法向下婚配的男性和无法向上婚配的女性，即所谓的“剩男”“剩女”群体，前者是农村里社会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大龄男青年，后者是城市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龄女青年。近年来，“剩女”现象已经开始从大中城市向县域蔓延。
婚姻匹配的最后形成模式主要是由求偶者的个人婚配倾向和遇见潜在婚配对象的机会结构所决定的。那么在当前婚姻市场结构有所失衡和婚姻梯度挤压的背景下，女性向上婚的推动力到底来自婚姻选择的哪一方呢？是被女方的婚配倾向所推动吗？男方又在其中起什么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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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婚的形成：谁是推手？是她，还是他？
就字面而言，在中英文表达中，向上婚（hypergamy）和向下婚（hypogamy）的隐含假设均以女性为原点或者是主动方，言下之意，就是女性向上或者向下流动的婚配方向。向上婚一般假定为女性的向上婚，女性被认为主观上希望、倾向于寻找社会经济条件强于自己的潜在男性配偶。事实上，在异性恋婚姻中女性的向上婚就是男性的向下婚；同理，女性的向下婚就是男性的向上婚。就是说，所谓向上婚由女性单方面推动的假设，无论在实证层面还是规范层面，并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到底是女性偏向于找社会经济地位高于自己的男性，还是男性偏向于找社会经济地位低于自己的女性呢？我们的研究就是要对这个传统规范背后所谓的“大众常识”或者刻板印象，进行一个社会学的学理探索。
进一步来看，婚姻市场本身就是不均衡的。在社会不平等存在的前提下，传统的婚姻市场上，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男方往往占据相对优势地位。相对而言，婚姻市场规模越小，婚姻市场结构层面的影响就越小，而个人层面的倾向偏好就越能影响最后的择偶结果。针对高等教育人群当中出现“结婚难”，特别是所谓的“剩女”现象，我们应该意识到择偶不是单方面的“女选男”或“男选女”，必须考虑到“婚配需两人”。婚姻的缔结是双方互动、双方择偶倾向合力之结果。当求偶者在婚姻市场上，他/她用自己的标准寻求自己中意的潜在伴侣，比如教育、住房、长相等，同时他/她也被婚姻市场上的另一方所评判和筛选，而最后的结果则是双方共同推动造成的。在研究婚姻匹配包括向上婚的时候，我们必须在经验层面上同时理解双方的择偶倾向和标准，考量双方的动机和角逐，剖析双方权力的均衡或者失衡。
那么在这种女性向上婚/男性向下婚的模式中，也就是传统的女性向上婚规范中，男女双方的动机和抉择，谁又占据主动地位呢？或者说这种传统婚配规范对谁意义更大或者与谁更加利益攸关？谁有更强的动机遵守这种规范？在这种模式的形成中，谁起更大的作用？在当下我国婚姻家庭制度变迁和人口转型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尚没有研究在理论和实证层面对此进行深人而系统的调查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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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视角
与国外婚姻匹配研究主要关注个人的动机不一样，我国的相关研究必须具有代际意识和代际视角。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在婚配择偶中除了个人倾向和结构安排，即婚姻市场的影响之外，还有第三方亦即社会群体如家庭、教会的奖惩和控制作用。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个人自致性特征（如教育、职业、收入等）的作用在上升，而传统的群体先赋性特征（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宗教等）的作用在减弱，在西方社会，第三方特别是父母的控制已经大幅度削弱。
当今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和全球化的深入，生活成本和未来的风险以及不确定性也在增加，家庭的重要性不降反升，多代家庭并未显著下降，代际关系依旧强韧，父母对于子女的控制一定程度上还有所加强。尽管传统的父母包办婚姻在现代中国社会不仅违反法律，在实践层面也基本消失，但是父母介入子女的恋爱、婚姻却司空见惯。也就是说，中国家庭的变迁既不是单兵突进的线性现代化模式，也不能用简单的向传统回归一言以蔽之，而是一个多维度、多方参与的传统与现代杂糅交织、复杂互动的马赛克混搭进程。因此，要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婚配规范——本研究中的上嫁婚规范——的现状和变迁，我们除了要立足于年轻人的视角，还必须理解他们父母的动机和行为——传统和现代、代际和性别杂糅互动的日常生活逻辑。
综上，我们的研究聚焦于相亲角中男女双方的父母为子女相亲所注重的婚配条件，特别是教育、收入、住房等社会经济条件，来理解男女双方家庭对于婚配的要求，对于传统的女性向上婚规范的理解、诠释和创新，从而从婚配模式入手，从微观个人、家庭和性别的视角来理解我们当下正在进行的人口、婚育制度转型，为家庭、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理论导向的决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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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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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地点和样本
本研究主要采取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的方式。我们的研究地点在上海市人民公园主门内侧的相亲角，一般被称为人民公园相亲角。2005年，一些父母自发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公园为子女寻觅结婚对象，渐渐形成了如今闻名遐迩的人民公园相亲角。家长们主要在周末和节假日在此聚集，高峰时期，估计至少有一两千父母在这里开展相亲活动，场面蔚为壮观。
本研究的受访者为42名在相亲角为在上海工作的子女相亲的父母，其中女方家长29人，男方家长13人；他们出生于1939-1973年之间，绝大多数为五六十年代生人；其职业大多为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属于当地的中产和上中产阶层；上海本地家长16人，外地家长26人。这些受访者的子女出生于1974-2000年之间，以80后和90后为主，一半以上为独生子女；除两人为大专文凭，其他人均为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其中不乏博士学历和海外学历持有者。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本研究对访谈中的敏感内容进行了技术处理，所有受访者均使用化名。研究获得了上海大学科技伦理委员会（IRB）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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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
本研究在第一作者的领导下，于2019年6月至2022年2月间展开。每个访员前后经历约3-10个月的时间在相亲角进行田野观察，与众多父母进行交流互动。在获得家长们的信任后，访员发出访谈邀约，前后共计招募了42名为子女相亲的父母，并对他们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
访谈主要采取面对面的方式，在人民公园以及图书馆、咖啡馆等公共场所中进行。所有访谈均获得了受访者的同意，并使用了录音笔进行录制。通过访谈和田野，共计获得超过100个小时的访谈录音和近170万字的访谈文稿和田野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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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本研究使用了主题分析法。研究人员在反复阅读和熟悉数据的基础上，对所有访谈数据进行编码，并进一步从编码发展出潜在主题，随后整理、收集与潜在主题相关的所有数据，并对潜在主题进行系统审查和深入分析，最后确定和撰写主题。为了保证编码的准确性和信度，第一作者和三名主要编码员在每一阶段，均各自对42份访谈文稿进行编码、归类，并及时召开会议，对编码和分类进行反复核对与深入讨论，直到相应的编码和主题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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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她在婚姻市场上：性别的尺度、边界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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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性别的房子
在我国的婚俗实践中，传统上由男方家庭准备婚房，不少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还经常有大量的彩礼支出，而女方家庭的经济支出负担一般比男方家庭要相对轻些。在我们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男方家庭（9人，69%）准备了婚房。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男方家庭（5人，38%）对于女方及其家庭过于注重金钱和房子表示反感，相应的，也有部分女方家长（5人，17%）对男方要求女方提供婚房表示反感。
作为一名独子的父亲，64岁的邹叔叔表示，“因为房子是永远绕不过去的坎，绕不过去。你不能租房子结婚。”并指出，“我们是男生，如果是我有房子的话，一般女生都结婚很快的。”他回忆起一个失败的相亲经历，并将之归因于女方有房而自己的儿子没房。邹叔叔对此颇为愤愤不平：“这种人挺多，很典型。她是公务员，也很伟大，也有房子。那么你守着你的房子过一辈子吧。我儿子说你守那房子过一辈子吧。你房子里头连老公都没有，你房子有什么用？”在邹叔叔的叙述里，房子有了性别化的意义：对于男方，它是婚姻的“定海神针”和助推器；对于女方，它则成为“连老公都没有的”物证和提醒。老派的云大爷今年82岁，为他的独子相亲。他十分反感相亲角部分男方家长要求女方有房子，并表示自己在和女方父母交谈时，从不问对方的经济收入和住房。而59岁的冯阿姨为自己的独女相亲，她发现在相亲角不少男方家庭只要条件稍微好些，就会要求女方有房有车，最后是“又讨媳妇又有钱”。
虽然房子在生活成本极高的上海是昂贵和具有重要性的，大多数女方家长也提到了婚房（19人，66% ），但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女方家长都把提供婚房的责任放在男方家庭的身上。在所有女方家长中，近40 % （11人）表示可以直接为小夫妻提供婚房，四分之一（7人）的家长表示男方有没有住房无所谓，超过40%（12人）的女方家长赞成男女双方共同买房。
冯阿姨对男女双方分摊首付买房表示欢迎，说房产证上有双方的名字，房子就属于婚前共同财产。万一以后小夫妻离婚，财产也是对半分。而陈阿姨（56岁）的大女儿则因为没有房子而导致相亲失败。虽然陈阿姨表示可以两家一起买房，男方的父母还是表示不想让儿子受苦。这个男生后来找了一个有房的女生交往。
60后卫阿姨的独生女自己贷款在上海买了一套小房子。她的女儿曾经遇到过一个彼此中意、条件不错并已购有婚房的结婚对象。当得知男方母亲计划在儿子婚房对面购置一套住房，以方便未来照顾小家庭时，卫阿姨的女儿意识到男方是个“妈宝男”，由于担心婚后生活被公婆过多干涉，果断拒绝了这段关系。母女两人都希望男方家庭有独立婚房，但也愿意用女儿的房子作为婚房。在上海拥有数套住房的孙阿姨今年58岁，她并不看重男方能否提供婚房，并略带讥讽地说：“因为我不把这个（房子）看得太重，所以我不像《老娘舅》里面‘这个房子不行哦，要写我女儿名字挨，写我丈母娘名字’，我听着都奇怪死了。因为我自己有一些东西，我就不在乎这些东西。我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上海滩我就站不住脚，你最好把我丈母娘名字也写好，这样我在上海也有一脚之地。”
虽然根据邹叔叔的说法，房子是男方的一个“坎”，但是在实践中，一定要有婚房或者必须由男方单独提供婚房的习俗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了。男女双方家长对于传统性别规范都有所松动，但这个松动并不平衡。大部分男方家庭有意识地承担购买婚房的传统性别责任，但也有部分家长表达了一定的不满。而女方家长则有了更宽广的松动空间，从希望男方买房，到共同买房，再到自己买房，都不少见。如果我们把住房当成反映经济实力和地位的重要指标，那么就这个维度而言，女方家庭对于女性向上婚的动机和推动力已经大为减轻，意愿也更为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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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先生”和“高工资女士”
讨论过房子之后，我们发现男方家长对女方的其他经济条件还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比如不少家长（7人，54%）提到女方的学历、工作或收入。他们在要求女方有工作的同时，还偏向更为稳定、可以更多照顾家庭的工作，比如对老师和公务员等职业的青睐，对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和上夜班的医生职业的排斥。他们要么希望女方的收入低于自己的儿子，要么希望女方工作稳定，也接受女方工作差一些或者收入低一些（7人，54%）。
云大爷和儿子想法一致，都不希望女方工资太高，因为“一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都是，女主内，男主外，是吧？所以呢，主要总的呢还是靠男方，是吧？但是她太高了就……现在因为这个社会不同了，女孩子要是觉得自己工资比男孩子高，她就显得很强势，就是那样的话可能对婚姻是个不利因素”。
作为一个90后独子的父亲，49岁的陶叔叔希望女生工作稳定并可以照顾家庭，同时也反对女生经常出差。根据陶叔叔的意思，这样不仅不能照顾孩子，还有可能和一同出差的男同事“出事”，即产生暖昧关系或者婚外情。“你单位可以差一点，但是不能太差，能接受就可以，我对单位的要求不是很高。”“你工资可以低，但一定要稳定。不能说今天换工作，明天换工作。工资多低我都能接受，但是一定要稳定。最好是进去之后工作一辈子都不动。”
绝大多数女方家长（24人，83 %）重视男性的学历、工作和收入，但只有2人明确提出男方收入要高过自己的女儿，有7人表示男方学历相当或高于自己的女儿都可以，5人则接受男性的收入或学历低于自己的女儿。比如为小女儿征婚的韩阿姨（61岁），她希望对方收入与女儿差不多，也接受学历比女儿低的男生。
一些女方家长在数次面临男方对女儿高收入的望而却步后，也调整了相亲策略：或者降低对男方的收入要求，或者从女儿的高收入入手。陈阿姨考虑到女儿即将30岁，表示愿意降低对男方收入的要求，对对方“不讲收入”，“有房没房这个也无所谓”，“大个三四岁、小个一两岁”都行，但还是找不到对象。
何阿姨今年70岁，她的独生女儿年收入三四十万，被相亲的男方贴上“高工资女士”的标签并因此被拒，所以何阿姨在简介中对月薪进行了向下调整。而相应的，女儿一百万左右的年收入更是成为严叔叔（68岁）在相亲市场中对男方家庭“不能说的秘密”。严叔叔向研究者解释为什么不能把女儿的高收入写在简历上：“这个不写，这个越写越不行。为啥呢？因为写上去男孩子压力太大……她挣了这么多，就找一个挣了三十来万，或者二十来万（的），他自己也会觉得就是压力大……有男孩子因为这个条件拒绝掉（女儿）。”
在上述的讨论中不难看出，相亲角的男方家长在为儿子寻找对象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传统男高女低的性别规范，而强调女性的工作稳定顾家，似乎符合了男高女低、男强弱的传统性别规范之后，也就更好地契合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相应的，很多女方父母为了迎合男方的标准不得不淡化女方收入或者矮化自己。我们看到，所谓的女性向上婚的推动力似乎更多的来自男方，即男高女低、男强女弱的传统性别规范对于男方有更强的束缚力，男方有更强的动机去遵循这个规范；而女方则有了更大的回旋空间和灵活性，对条件低于自己的男方也有很大的接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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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又要”的教育
在教育方面，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家长（30人，71%；其中男方家长7人，女方家长23人）对对方的学历有要求，其中有3名男方家长要求女方本科毕业于985大学。对于文凭的看重，一方面是由于学历与工作、收入息息相关，但是另一方面，对于一些男性家长来说，他们更为看重的是优良基因的传承以及高学历女性可以更好地辅导孩子的学习。
54岁的戚阿姨，独子，对女生的学历有着精准的要求，既要她学历高，又要她学历不能太高。本科是下限，硕士是上限，博士则“没啥用”。她还表示，女生考博士，会找不到对象，还不如不考，“你找不着好人一切都完了”。陶叔叔在为其独子择偶时对985高校毕业的女生情有独钟：“你家的单位可以差一点。但是你高考分数，第一学历就得好，你的下一代必须要读名校。”
女方家长对于名牌大学的追求似乎没有男方家长突出，而他们对于学历的看重似乎和男方家长的考量也有不同，即更看重男性的能力。其中7名女方家长希望男方学历相当或高于自己的女儿，5名女方家长提到接受男性的收入和学历都低于自己的女儿。
为独生女相亲的蒋阿姨（54岁），一语道破学历和能力的关系。她说：“我觉得学历高，他的知识面广，那个见解不一样嘛，学历代表着那个能力也不一样。”杨叔叔今年64岁，他的独生女硕士毕业后从事金融行业，在谈到女儿上一段失败的相亲经历时，杨叔叔直言原因是无法接受男方的学历。孙阿姨在访谈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学历与能力的关系，但她认为：“在上海打拼没有学历不行的”，“学历高总是会后面奋斗好的呀”。
男女双方家长均非常看重对方的学历，但是背后似乎却有着不同的性别考量。对于男方家长而言，他们既要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又要女性同时能胜任贤妻良母的角色，高学历的女方意味着优良的基因和可以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照料与教育；但是这里有一道性别化的楚河汉界，即学历“过高”的女性如博士，或者学历高于男方的女性，并不受欢迎。这不仅与女性生育和照料的传统性别角色期待是一致的，而且还增加了现代女性要辅导下一代学业的期待。而在女方家长心目中，男性的高学历是他们能力的证明，以及未来工作发展的起跳台。所以在教育这个维度上，传统的向上婚，可能既有男方的推动力，又有女方的推动力，但是他们对教育的理解呈现出性别化的模式，相应的，他们的动机和考量显然也是不同的。来自男方的推动力，即遵循传统性别角色期待的动力似乎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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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和结论
我们调查研究的上海市人民公园相亲角是一个错配和相对极端的婚姻市场，这里聚集了大量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经济独立的中产、上中产年轻女性的家长，和不成比例相对较少的同样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上中产青年男性的家长。择偶的男性青年不仅数量上大大低于女性青年，在教育和经济成就等方面，平均而言，一定程度上也低于女方。在婚姻制度变迁、人口转型和教育性别差距逆转的关键节点时期，这个失衡的婚姻市场正好成为我们研究传统向上婚规范是否延续和传承的理想场所。
男女双方的家庭对于婚姻匹配展现出既传统又现代的杂糅观念，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复杂现代性。一些男方家庭希望遵守男强女弱的传统性别规范，而女方和女方家庭则对此有所反思，倾向于更为平等、现代的婚姻关系。我们发现，很多男方家庭也非常赞同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参与和成就，比如对女性职业、收入的期待，特别是对女性教育成就的重视；但是在私人领域，则特别强调传统性别规范和男性的权力优势地位。男方对于女性个人教育成就的重视、对传统贤妻良母角色的肯定以及现代“教育妈妈”的角色期待，完美地体现了一种传统与现代杂糅的性别意识形态考量。这种复杂糅合的观念也和东亚地区日本韩国赞成女性工作的保守主义性别意识形态（pro-work conservatism）遥相呼应。
在这种杂糅现代性的图景下，我们发现男方家庭和女方家庭对于女性向上婚的传统性别规范都有所松动，但是这种进步的幅度和快慢是“不平衡”和“不对称的”。从男方家庭来讲，不少男方家长赞同男强女弱、男高女低的传统性别角色期待，希望保持“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事实上，男性的传统性别角色规范往往比女性的传统性别期待更加难以破除，如男性养家糊口、女性持家照料的性别规范。作为性别关系的优势群体，男性往往和男性主导的性别规范有更多和更深的利益攸关的绑定。而作为性别关系的弱势一方，女方家长对于这种传统性别角色期待往往有更多的反思，具有更大的宽容度，甚至提出了一定的修正和挑战。他们对于男方家庭的经济付出以及男方教育、经济成就的要求均有不少松动，比如对于男方家庭提供婚房的惯例，很多女方家长提出可以共同买房，或者单方面为小夫妻提供婚房。这种反思和松动的微观基础可能来自年轻中产女性的经济和教育成就及其原生家庭的支持——在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和国民财富飞速积累的过程中，城市中产家庭和他们精心培养的女儿已经拥有了经济的独立和对传统的反思，抱有更为宽容、现代和创新的态度，在尊重传统的同时，也在裂隙中反思、挑战和创新。这也和已有研究的发现一致——女性和她们的父母之间形成的紧密的情感和经济联系促进了母系权力的上升，从而对父系和传统父权形成挑战。这些性别化的不平衡、不对称的动机表明，至少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当中，在传统的女性向上婚规范的背后，其动力机制和生活逻辑可能更多来自男方对女性顺从、弱势传统角色的要求，而不是来自女性对男性财富和地位的追求。
在这种不对称的亲密关系和不平衡的婚姻市场上，男方家庭手持一把看不见的玻璃标尺，上面标注的是性别刻度，也就是收入、工作和教育都要有，但是不能超过男方，而这种男高女低模式还延伸到年龄、身高等诸方面的范围设定，从而维持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权力动态和传统家庭模式。这个标尺由男方所定义并持有，用来评判女方。在童话中，灰姑娘要穿上水晶鞋，她的脚就必须胖瘦长短均适中，“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而在现实中，独子的母亲戚阿姨希望女生的学历不高不低刚刚好，既能进得国企找到好工作，又不至于让男方感到压力和不舒服。相亲角的女方了解到这个性别标尺的存在，并在纸面上进行“削足适履”来“校正”自己，以符合特定的性别规范和期待。面对这把看不见的性别玻璃标尺，女方家长不得不淡化甚至隐藏、修改和矮化女儿优秀的个人成就。
以上男女双方家长对于婚配模式和亲密关系的这种传统与现代杂糅的性别化的观念和评判，对于中国的人口转型以及性别不平等均有重要的影响。这种传统向上婚背后男女双方家庭不同的性别动机，直接加剧了对婚姻市场两端适婚人群——城市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和农村里处于弱势社会经济地位的大龄男青年——的性别化婚姻挤压。在我国从普婚早婚社会向晚婚少婚社会转型的关键转折点，这种两端的性别化挤压可能会加速这一转型进程。放眼我们的东亚邻居日本和韩国的婚育状况：一方面他们也出现了教育的性别差距逆转，但是另一方面，和很多工业国家女性向下婚已经高于向上婚不同的是，很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是下嫁进入婚姻，而是保持单身不嫁。这也是东亚社会的日韩及中国台湾地区生育率长期低迷的核心机制：性别不平等引发大量女性不婚，女性不婚往往意味着不育。
为了避免日韩的生育陷阱，需要以邻为鉴，提倡性别平等，特别是在男性和男方家庭中推动性别平等的观念，发展平等、现代的伴侣关系，增加对于非传统的女强男弱婚配模式的宽容，这对于缓解整个社会层面的婚姻挤压和低生育率、促进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有着重大而长远的意义。而对我国社会、人口、家庭转型关键节点时期婚姻匹配模式以及相应意义的变迁的理解，也会为我国人口和婚姻制度转型的长期走向和长期人口家庭政策的制定奠定中国情境下的本土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