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文名和历代对李商隐的研究
生前 (晚唐)
李商隐生前诗名不显著,被归为“苦吟”一派
绮艳、华美,被视作格调不高
活着的时候，李商隐应该也算有一点儿诗名，只是远没到大诗人的份儿上。《全唐诗》一首首翻下来，你会发现和他有过酬答往来并且留下了记录的只有四个人，除温庭筠名气大些，其他人在文坛地位都不高。在晚唐五代的史书记载中，李商隐被归入苦吟一派，时人都说他才命相妨，是可怜可叹的。
那段时期，人们欣赏他的文章多过诗。各家选本对义山诗的考语都是绮艳、华美——虽然听着也像好话，但在我国文人的价值体系里，这实则并不算很高的评价。美、艳，意味着格调不高：雕饰太重，文胜于质，这不符合中国崇尚天然、讲究如出无意的审美。极端情况下，别有用心的人更可以把这种诗风解读为儒家所不齿的郑卫之声，借此作出作者才高于德，是轻薄文人的推定。
宋
北宋“西昆体”
由于一代名臣杨亿的推崇,形成了西昆体,但对于李商隐的学习流于文字表面,有的只是进行意向重组和洗稿,仿佛粉丝经济催生的文学现象。
李商隐的名气，或者说热度到北宋才慢慢兴起。诱发点可以追溯到一个偶然事件。宋初诗人杨亿无意发现了李商隐散落在民间的诗稿百余篇。遍经搜求后，他共汇得义山诗计五百八十二首，并将之编成了一部完整的诗集。作为一代名臣，杨亿在政坛和诗坛都很有名望：他有能力用自己的审美去影响并聚集一批当时的主流文人。于是在他的带动下，宗李商隐的“西昆体”应运而生。一时间，西昆体与学白居易的白体，以及学贾岛、姚合的晚唐体三足鼎立，成为宋初诗坛一个很有影响的流派。
根据弱传播定律，凡事形成流派后，就难免会在传播需求的推动下走向表层。虽然杨亿多次赞美义山诗立意高明，但西昆体大多追随者的目光还只停留在文字表面。他们看到的是李商隐诗歌用字的考究、音韵的调和，继之应用在自身创作里，形成了求奇取巧、讲求文本美观的风气——有些偷懒的人更索性将李商隐的意象打乱重组后据为己有，这就接近于现今常说的“洗稿”。
有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在文字表层肌理上下功夫，门槛是相对低的。它出效果快，在审美趋势上也容易引发上瘾并形成套路。于是最终，西昆体式的浮靡文风像皮肤病一样在宋初文坛上传播开来，影响力甚至大到朝廷要下诏禁止的程度。诏书中，矛头直接指向李商隐，说自他而始，文字就堕入奇技淫巧一道——这恐怕是李商隐活着的时候怎么都想不到的。
南宋之后,理学兴起,对李商隐进行人格批评
道德和美学的二元论
南宋之后，王安石被取消配享，继而理学兴起，文坛对李商隐也旋即从诗歌品评转向人格批评。人们认为他在党争中摇摆不定、趋炎附势，是个十足的小人，还引孔子“思无邪”之说，称他的诗是“邪思”。不难看出，把道德置于美学对立面的二元论，本质又回到了晚唐五代把诗歌人格化的老路——审美风向的变化自有历史助推，究其原因，或许是偏安时期人们欠缺安全感，精神和审美取向也就双双随之从外扩转向了内省：向内的道德是经验主义的产物，向外的想象力则面向未知和前沿。 二者存在着代沟，也就当然会互相制约。
元明
元、明时更加沉寂
与主流文学风向不合,朦胧婉约不受待见
至金、元、明而下，李商隐更加沉寂。少数民族入主的朝代往往更推崇有活力、质朴晓畅的作品，朦胧婉约的诗当然不受待见，而明中前期虽主张“汉后无文，唐后无诗”，诗学审美趋向唐代，但这唐指的也是盛唐，跟李商隐还是没什么关系。及明后期性灵派当道，讲露、俗、趣， 着慧眼于俗世，更偏重发现而不是创想，就更和李商隐走到两条路上了。
清
晚明到清前期，满族入主中原，存活下来的汉人士大夫长期处在压抑、不安、郁结、幽暗的情绪里。新统治者要主张其合法性，则必然面临着话语权的再分配，而随着文化的定义权被转交给政治，文字狱也随之兴起。文人们担心因言获罪，表达习惯便从明代那种活泼流易的市井风格慢慢走向婉转低回，再度接近李商隐式的诗歌风格。
明末清初出了很多贰臣，即在明朝有过功名，又去清朝当官的文人，如龚鼎孳、钱谦益、曹溶，也包括后来应试博学鸿词科的江南大儒，如朱彝尊、严绳孙等。因为改朝换代被迫变节，他们遭受了很多白眼，当然就很能理解李商隐这种在晚唐党争夹缝里求生存的困境。相似的感情底色下，道德不再是困境，学者们对李商隐的研究也慢慢丰富起来。除了进一步考证李商隐的人生经历，他们也开始关注其诗作的文本构架、语言质感、风格传承、典故气息，等等，慢慢形成了一个很丰备的研究体系。可以说，我们今天对李商隐的观感，有六七成都是在清代成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