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简介
本书借助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梳理了上古人祭风俗产生、繁荣和消亡的全过程，以及人祭与华夏早期文明从伴生到分离的伟大转折，再现了古人（周人）为终结商朝和人祭风俗付出的巨大努力，使我们对华夏文明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认知。
商朝血腥的人祭制度
李硕是讲故事的好手，从引子开始翻了几页，我就被吸引住了。作者认为人祭（杀人向鬼神献祭）的消亡和周灭商有直接关系，甚至引发了华夏的新生，于是开场就复原了一场殷商晚期的人祭仪式。
“然后开始杀人”——“震撼”的感觉就是从读到这几个字开始的，“第一轮杀了19人……这次至少杀了29人……然后是第三轮杀人。这次杀了24人……”（第3—6页）作者平静地按时间顺序，细致地描述了殷墟祭祀现场发生的一幕幕。这用的可都是我们颇为熟悉的考古发掘材料啊。在那些枯燥的数据和冷冰冰的叙述面前，我们曾“麻木”地做过“研究”。然而这次，我被震住了。没有人这么写过，怎么此前没有读出画面感呢：“对商人来说，在聚会典礼时杀戮异族，不仅仅是给诸神奉献祭礼，也是让围观者获得精神刺激和满足的‘盛宴’，比如，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杀的迹象，尤其当人牲数量不足，献祭者还会尽量延缓人牲的死亡，任凭被剁去肢体的人牲尽量地挣扎、哀嚎或咒骂。这种心态，和观看古罗马的角斗士表演有相似之处。”（第393—394页）这种带有声音的、残酷的画面感，只能用文字来表现。在视频和音频节目中，呈现得肯定都是有限的。
4000余年前，若干地区的新石器人群开始汇聚成早期国家，山西陶寺和清凉寺以及陕西石峁等聚落遗址的人祭（人殉）规模逐渐变大，一直延续到夏朝—二里头古国。商朝建立后，人祭行为出现爆发式增长，到殷墟阶段（约公元前1300——前1046）登峰造极，不仅留下大量堆满尸骨的人祭坑，还有数千条甲骨卜辞记录。比如，《合集》32093：“卯三羌二牛。卯五羌三牛。”“卯”是把人或牲畜对半剖开、悬挂的祭祀方式；“羌”是当时的晋陕土著人群，商王祭祀最常使用羌人。“羌”的甲骨文造型是头顶羊角的人，有时还写成脖子被捆绑甚至拴在木桩上，表示他们已经被俘获。
后冈H10墓葬
这不是简单的屠杀。主祭者准备充分，从祭祀坑的挖掘和修整，到每一个杀祭步骤，比如尸身摆放、撒朱砂、填土、打碎陶器、摆放各种祭品，都执行得有条不紊。而且，地面上还在同步举办包含烧烤祭品在内的献祭仪式。这些都说明当时的人对举办此类祭祀活动已经很熟悉，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操作流程。 发掘报告认为，死者都是奴隶。但从物品看，每层中都有人携带货贝（甚至成串的或是用麻布袋装的大量贝）或佩戴玉饰，应该是他们给自己准备的“随葬品”，显然，这种富裕程度不可能是奴隶。值得注意的是，杀人者并不觊觎死者的财物，大量作为钱币的货贝和高价值的青铜器被埋葬在了祭祀坑中。在殷墟的众多人祭坑中，这非常少见。 最上一层死者的身份最高，有一件象牙棒和五件象牙做的笄，更重要的，当然是贵重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其中，铜鼎、铜斝、铜爵各一件，最大的是“戍嗣子鼎”，高近半米，重达21公斤多，底部有烟灰层，说明主人经常用它烹煮饭食。出土时，鼎口部有丝织物残留，大概是被丝绸裹着带进坑内的。 鼎内有较长的铭文，共三行，30字，记载的是某年九月的丙午这天，商王在一座大宫殿里赏赐戍嗣子货贝二十朋，为了纪念这荣宠，戍嗣子铸了这件祭祀父亲的鼎。
人祭分类
人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一，把人夯筑在地基内，用作建筑物的奠基，可称之为“人奠基”。其原理可能是把人奉献给土地之神，用以交换神对建筑物的护佑，以及通过施展巫术，被杀者可能也会变成守护建筑之鬼。二，把人作为食物或仆役献祭给神或祖先之灵，
人祭特征
实用和低成本，不重视公共参与性。
商朝人祭发展
总的来说，商朝开国百年，王室开始大量杀人献祭，从而在偃师和郑州商城的宫殿区形成密集的人祭遗存。而一旦王室献祭的人口数量远超民间祭祀活动，则标志着人祭成为商朝的国家宗教形态。 相比之下，在夏朝—二里头古城，王室的人祭活动并不多，目前只在三期D1宫殿庭院内发现五具尸骨，其他地点的人祭活动则都比较零散，看不出和王权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夏朝尚未把人祭作为国家宗教。二里头宫殿区的“1号巨型坑”埋有大量献祭用猪，规模已经超过民间，说明夏朝王权对于宗教的依赖已超过民间，只是统治者尚未特别重视人祭。 人祭的迅速增长，和商朝的扩张有同步性。开国50多年后，商人的扩张触角开始伸向晋南、关中东部，甚至湖北省。在新征服地区，商人可以俘获大量人口，除了被用作强制劳动的奴隶，也可以作为献祭材料。
早商和中商共约三百年，在这期间，商人的人祭行为迅速增加，屠杀方式也越来越残忍，虽然可能有过用铜器代替人献祭的改革尝试，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商文明的基本特征已经定型：文字、青铜技术、巨大城池，以及崇尚暴力、热衷人祭的文化。此外，早商的神奇扩张和庞大的仓储设施也是独一无二的，只是那个时代的辉煌和野蛮已经无法完整复原。
发展原因
他们需要构建一种维系自我认同的宗教文化，而用人献祭是最为明晰和便捷的方式：借此区分执行献祭的“我们”（商族人）和用来献祭的“他们”（非商族群），由此，商族人获得了独一无二的优越感。换句话说，他们用“野蛮”的异族人敬献诸神和先祖，祈求天界的福佑，从而获得君临大地和统治列族的权柄。
远古到夏的发展
做一个穿越假设。如果一群现代人回到六千多年前的仰韶半坡文化新石器时代，比如陕西临潼的姜寨遗址，他们看到的是，山坡下有一座小村寨，有两三百名村民生息在这里， 村子的中央是一片小广场，周围环绕着几十座大大小小的茅草屋，猪、狗、鸡在草屋之间闲逛，村边的陶窑冒出淡淡青烟，身穿粗麻布衣的男女用泥巴捏制陶罐坯，在上面描绘黑色图案。
距今6000年后，村落的集体生活特征逐渐变弱，独立防御体系也逐渐消失，出现了更大范围的政治体——十几个村落形成的“部落”。这些部落往往有上千人，有世袭的头人及各村（氏族）长老组成的议事会，还有自己部落的图腾和英雄传说。村落没必要再维持单独的防御体系，倘若受到威胁，整个部落都将集体应战，就像穿越者第二次到访的情景。 这种由若干个村子组成的部落，面积可能如同今天的一个或几个乡镇。头人居住的村落是中心，会建造一座比较高级的夯土地基的房子，大约100平方米，作为头人和长老议事的场所以及举行集体仪式的会堂。头人的中心村落可能有防御工事，如壕沟、栅栏等。
唯一明显的变化，是人群“共同体”规模的扩大，已经从百人级别增长到千人级别。它带来的影响也更直接：村落之间的冲突成为过去，和平的日子更多了，但部落间的战争规模却更大了，伤亡也更多。 再到下一个千年，距今5000—4000年之间（仰韶文化末期与龙山文化期），有些地区的人群共同体则变得更大，几个或十几个部落汇聚成了早期国家，如陕西石峁古城、山西陶寺古城，能统治一两万甚至三五万人口，面积相当于今天的一个或两三个县。 其中，统治中心已经形成城市，面积有两三平方公里，周围环绕着数米高的夯土或石砌城墙，城内有数百平方米的大型宫殿，上层贵族开始使用精美器物，死后的墓葬里也堆满了豪华随葬品，而且经常用人殉葬。
有些较大的都城，居民会过万，多数是农夫，也分化出了手工业者、世袭统治精英，以及巫师等专业知识人群。巫师观察天象，编制早期历法，研究占卜通神之术。甚至可能已经有了记录语言的原始符号，初步的冶铸铜技术也在悄悄流传。 这时，国家、王朝和文明时代已经不远了。 以上两千年历程，是新石器中晚期到文明（青铜）时代前夜的变化大趋势：从村落到部落再到早期国家。通俗一点说，就是从村级到乡级、县级的递增升级。
其农业基础并不是华北传统的旱作粟米，而是源自长江流域的水稻，显然，南方灌溉农业对中原文明有重要意义。换句话说，南方的水田灌溉农业虽然没能在本地生发出文明，却引发了华北的文明进程。四千年前，华北地区的小型古国此起彼伏，但只有二里头成长为早期王朝。二里头—夏的政治疆域虽不大，也不以扩张见长，却偏偏是它初步解决了在国家内部实现稳定统治的难题，而这很可能源于青铜技术提供的支撑。
大禹治水传说
战国的孟子这样描述大禹的治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bfeecc
夏朝人有崇拜龙的习俗，应当也和他们曾经的滨水生活有关，因为上古传说中的龙都是水生，形体与蛇接近。 顾颉刚早已发现，“禹”字从“虫”，也就是蜷曲的蛇形，而在古史中，禹的父亲名“鲧”，字义是某种水生之物，据说鲧死后变成了黄龙。（《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夏朝王室族姓为“姒”，在后世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它的“以”部的写法就是蜷曲的蛇形。
肥西大墩孜村、三官庙聚集遗址
1972年，安徽肥西县的大墩孜村出土了两件青铜斝和一枚青铜铃，铜铃是二里头墓葬中常见的造型，两件青铜斝也属于二里头晚期特征。肥西县在巢湖西岸，似乎和夏桀逃亡“南巢”相呼应。 之后，肥西县多次出土二里头风格的青铜器和陶器。在二里头古城之外，肥西是当时出土青铜器最多的地区。较新的发现是三官庙聚落遗址，有房屋被烧毁后的红烧土堆积，里面有十多件青铜器，主要是钺、戚和戈等兵器。 碳十四测年显示，三官庙遗址距今约3700年，正当二里头古国最鼎盛的第三期，所以，可能是当时二里头铸铜人群曾发生内讧，一部分被排挤者被迫南下另谋生路，迁徙到了肥西三官庙定居。从那之后，他们和夏朝的联系似乎很弱，其中的一个表现是，他们制作的青铜器逐渐和二里头拉开了距离，甚至出现了二里头没有的造型，比如“半月形铜钺”。 不考虑沿途部落的敌意，从二里头到肥西的交通算不上太困难：先步行到新砦一带，乘坐舟筏先后进入颍河和淮河，再溯淝水而上，便可抵达肥西附近。
周
历史中的道德叙事
他还常常点出传世文献中某些叙述属于后人的附会。譬如，“西周之后，人们还创造了那些更古老的半神帝王的‘创世纪’，比如黄帝和炎帝，嫁接和混淆了很多周族早期传说，造成了很多混乱。”（第287页）“到春秋，后人又创造出了更古老的、《诗经》里没有的尧和舜，于是，后稷的经历再被翻新，增添了更显赫的内容……以现代学术标准看，《尚书》中那些最古老的篇章，如尧、舜、禹及夏朝，都是不可靠的，只有到了商朝才开始有一些可信的内容，如《盘庚》。”（第304页）“赐弓矢和斧钺并授予征伐之权的做法，并不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更像是西周以来分封制度的规则，甚至是春秋时期周王室对齐桓公和晋文公等‘霸主’的授权。……这种春秋时人的观念传到战国和秦汉以后，成为书写文王和商纣故事的母题。”（第436—437页）针对《史记·殷本纪》中周昌请求纣王不再使用“炮烙之刑”，“纣乃许之”的记载，李硕的评价是：“这实乃后世的一种道德叙事，并不符合当时的规则。”（第437页）如此种种，都颇有“古史辨”之遗风。
敬鬼神而远之
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第15页）“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族群性格也差别很大。商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周人则隐忍含蓄，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这是他们作为西陲小邦的生存之道。”（第484页）“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了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第542页）“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第573页）
易经
在《易经》中，文王最关心的课题是如何灭商。但这是极度危险的，绝对不能言明。《易经》的《坤》卦六三爻曰：“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据文史大家高亨先生考证，“含章”就是“翦商”二字，所以“含章可贞”的意思是：“翦商之事，可以通过占卜（贞）来预测。”故而，《易经》的内容多是文王的翦商谋略，也正因此，这部分内容最为隐晦。
⭐ 《尚书·仲虺之诰》记载，商汤灭夏之后，把末代夏王桀驱赶到了“南巢”：“成汤放桀于南巢。”古代注家认为，“南巢”是安徽的巢湖之滨：“庐州巢县有巢湖，即《尚书》‘成汤伐桀，放于南巢’者也。
⭐想杀人，也不愿无故被杀，渴望生活在一位圣明君王统治下的安定中。而他的兄长周发却必须成为那位有“德”君王，不然，整个周族都将死无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