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自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

⭐ 在一所房子后面，一个年轻女人跪在石头上，用棍子向屋内水池牵出来的污水管里捅，我估计是管子堵了。我有时间看清她的每个细节——她的麻布围裙、她笨重的木鞋、她冻得通红的胳膊。火车经过时她抬头一看，我近得几乎可以捕捉到她的眼神。她长着一张苍白的圆脸，是贫民窟姑娘常见的那种疲惫的脸庞，托流产和劳作的福，二十五岁的年纪看来就像四十岁；在我看到这张脸的那一秒，它带着我所见过的最凄惨、最绝望的表情。我猛然明白了，我们说“这对他们来说和对我们不一样”，说生长于贫民窟的人除了贫民窟以外想象不出别的东西，是不对的。因为我在她脸上看到的，不是动物那种懵懂的受苦。她非常清楚自己身上在发生什么——她和我一样明白，天寒地冻之中，跪在贫民窟后院黏滑的石头上，往肮脏的排污管里捅棍子是多么残酷的命运。

煤矿工人的重要性 （被遗忘的体力劳动者）

⭐ 维持我们生存的机器，制造机器的机器全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煤。在西方世界的“新陈代谢”中，煤矿工人的重要性仅次于耕地的农民。矿工如同一种像柱，几乎所有不肮脏的东西都是他们的肩膀撑起来的。

⭐ 下面那个矿灯照耀的世界对地上这个青天白日的世界而言，就像根系对花朵一样不可或缺。 ⭐ 各式各样的体力劳动无不如此，它维持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却遗忘了它的存在。

恶劣的工作环境

压抑、逼仄、地狱般的的环境

⭐ 下了煤矿，一定要尽量在“装车工”工作的时候到煤壁去看看。这并不容易，因为矿工在工作的时候很讨厌、不欢迎外人到访，但如果你在其他任何时候去，都有可能会带着一种全然错误的印象离开。比如，在星期天，煤矿简直算得上宁静。要去就要在机器轰鸣、空气乌黑、沾满煤尘的时候去，在你能亲眼看到矿工要做什么样的工作的时候去。这时候，这地方如同地狱，至少和我自己脑海中的地狱一个情形。人们想象的各种地狱元素在此齐聚——燥热、噪音、混沌、黑暗、污浊的空气，还有最要紧的，难以忍受的逼仄空间。

⭐好几百米坚硬的岩石、绝迹动物的骨殖、底层土、打火石、植物的根须、青草和吃草的牛群——所有这些全都悬在你的头顶，仅仅靠和你小腿一般粗的木桩子撑着。

极高的死亡率和工伤致残可能

⭐与其他行业相比，矿工的事故率非常之高，伤亡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简直赶得上一场小型战争。矿工每年的死亡率达九百分之一，工伤率达六分之一，当然，大多数伤都是皮肉伤，但日积月累会导致彻底残废。这意味着，如果矿工的工作年限为四十年，他能逃过工伤的概率为八分之一，直接致死的概率差不多是二十一分之一。没有哪个行业危险性如此之高，其次危险的就是造船业，水手每年的死亡率略大于一千三百分之一。当然，我所给的数据是针对煤矿工人整体的，对于那些真正在地下工作的工人，受伤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和我交谈过的每一位老资格矿工，都是要么亲身经历过十分严重的事故，要么目睹过同伴的死亡。在每一个煤矿之家，他们都会告诉你父亲、兄弟、叔伯因工死亡的故事。

1. 瓦斯爆炸： 普通戴维安全灯的蓝色火焰就能检测出来。如果把灯芯拉到最长，火焰仍然呈蓝色，就说明瓦斯含量高得危险，然而，这并不容易检测，因为瓦斯并不会在整个空气中平均分布，而是聚集在细缝裂隙中。爆破行动中的一个火星，锄头触击岩石的一个火花都能触发瓦斯爆炸，哪怕是一盏不合格的灯。有时候的“自然发火”——在煤层里“闷烧”的自燃火，都极难扑灭，不时发生、导致数百人遇难的严重矿难，通常都是由爆炸引起
2. 巷顶塌方： 挖煤速度过快，意味着一连几小时的时间里一段危险的巨大巷顶没有支撑，木柱将塌时会喀喀开裂令人警觉，机器铺天盖地的噪音让人什么都听不见，因此增加了危险。
3. 笼车有时也会出事故。 笼车能以高速列车的速度迅疾升降几码的距离，并且是由地面上的人操作，操作者根本看不见是什么情况，只是利用非常精妙的指示器来判断笼车走了多远，但他可能会出错，曾有过笼车以最大速度撞向矿井井底的情况。
4. 他们容易患风湿，在那灰尘漫天的空气里撑不了多久就要得肺病，但最具特征性的行业病是眼球震颤。这是一种眼科疾病，当眼睛靠近灯光时，眼球会奇怪地震颤，想必这是由于在半黑暗环境中工作所致，有时会导致完全失明。

矿工们面对死亡

⭐ 对他来说，整个故事的要义在于，那个“计日工”万分清楚，他工作的地方并不安全，每天上班都准备着会发生事故。“这对他影响很大，都到了必须亲吻妻子之后才去上班的地步。他的妻子后来告诉我，他已经二十年没吻过她了。”

⭐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痛苦的死法。因为当那个小小的钢铁盒子飕飕穿过黑暗时，一定有一刻，锁在里面的十个人明白过来出了问题，他们被撞得粉身碎骨之前的那几秒简直让人不忍想象。一个矿工告诉我，有一次他就在一个出了问题的笼车里。它该减速的时候没减速，他们以为肯定是钢缆断了。没想到，他们安全下到了井底。但当他走出来时，发现自己断了一颗牙，原来他一直紧咬牙关，等待着那可怕的撞击。

抚恤

死亡抚恤：矿工共济，公司不出

在我上文提到的五张工资单上，有三张以上盖了“死亡扣减”字样的橡皮章。矿工若出现因工死亡，通常其他矿工要派份子给死者遗孀，一般为每人一先令，这个钱由煤矿公司收取，自动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

事故抚恤： 公司苛扣至极，领钱再加羞辱

⭐过去九个月，他一直领着每周二十九先令的抚恤金，但现在煤矿公司在考虑把他划入每周十四先令的“部分抚恤金”范畴。这完全取决于医生会否判定他适合做“地上”的轻松工作。不用说，即使医生让他通过，那也没有轻松工作可做，但那样他就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公司也可以省下每周的十五先令。

⭐如果人真的有权利可言的话，那他有着无可争议的权利去领取他的救济金。但可以说，他无法要求这份救济金——比如说，他无法在自己愿意的时间以自己愿意的方式来领取。他必须在煤矿公司规定的时间，每周去一次公司，等他去了那里，他要在寒风中等上几个小时。就我所知，他还应该对给他钱的人脱帽致礼，表示感激。可无论如何，他都得浪费一个下午，花六便士的公交车费。

矿工的习得性无助，逆来顺受性格形成

这琐碎的不便与侮辱，默默的等待，事事要由着他人的方便，在工人阶级的生活中是与生俱来的。无数种力量不断打压着工人，把他逼成一个被动角色。 他做不了主宰，他要受人宰割。他觉得自己是神秘权威的奴隶，坚信“他们”绝不会允许他做这做那做别的。我以前摘啤酒花的时候，问过汗流浃背的摘花工人（他们每小时挣六便士以下），他们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工会？他们马上回答说“他们”绝不会允许。“他们”是谁？我问。似乎没人知道，但显然“他们”是无处不在的。

革命时枪毙“看起来聪明的人”，因为带头造反的往往是知识分子。

恶劣的居住环境：大量劳动力涌入导致的住房紧缺，低收入和多子女带来的脏乱

⭐女人只是在无穷无尽的劳作中浑浑噩噩地干着苦差的可怜苦役。她或许能坚持自己昂扬的精神，但她无法坚持自己对干净整洁的标准。 总有事情要干，没点空闲，简直真的连喘口气的时候都没有。刚刚给一个孩子洗完脸，另一个又脏了；你还没洗好上一顿饭吃下来的碗盘，下一顿饭又该做了。我发现我去过的各家房子大不相同。有些在这样的条件下算是够体面的了，有些却骇人听闻，我都根本不指望能完全形容出来。首先，最明显最要命的事情，那个气味就说不出来。还有那种肮脏和混乱！这里一满桶肮脏的污水，那里一满盆没洗的碗盘，所有犄角旮旯里都堆着盘子，到处都散落着撕烂的报纸，中间总是那同样的可怕的桌子——盖着黏糊糊的油布，挤满锅碗瓢盆、补到一半的长筒袜、陈旧的面包片、油腻腻的报纸包裹着的几块奶酪！狭小的房间里拥挤不堪，从一边到另一边简直是在件件家具之间的复杂航程，每动一下，都会有一溜湿淋淋的浣洗衣物扑面而来，孩子们聚在脚下像一朵朵蘑菇！有一些场景在我记忆中栩栩如生、格外鲜明。

⭐语言是多么乏力的东西。像“屋顶漏雨”和“八个人睡四张床”这样简短的词句又有何作用？这不过是你眼睛一瞟而过，却什么也没记住的东西。然而这其中包含了多么深重的苦难！

⭐但同样确定的是，他们的环境激发不了自尊心。决定性因素很可能是孩子的数量。我见过的家里保持得最好的是没有孩子，或者只有两三个孩子的人家，比如说在三间房的房子里有六个孩子，那就完全不可能保持任何整洁。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是，楼下从来不是最脏的。你就算到过几栋房子，就算去的是最穷的失业者家里，也可能形成错误的印象。你可能以为，这些人家具和锅碗瓢盆都还有不少，也不算多么困窘。但贫穷的丑恶要在楼上的房间才会真正显现。究竟是因为好面子，人们才尽量保持客厅里有家具，还是因为寝具更好典当，我不知道。但肯定的是，我见过的很多卧室都是恐怖之地。对于连续失业好几年的人，只能说如果还能有全套的被褥简直就是异数。常常根本就没有称得上被褥的东西——只是一堆历史悠久的大衣和乱七八糟的破布堆在锈迹斑斑的铁床架上。这样一来拥挤问题更加严重。我知道的一个四口之家，父母二人和两个孩子，有两张床却只能用一张，因为另一张床没有被褥。

⭐但“大篷车”这个词很有误导性。它唤起一幅惬意的吉卜赛式露营（当然是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的图景，烧着熊熊的柴火，孩子们采摘黑莓，五颜六色的衣物晾在绳子上迎风飞舞。威根和谢菲尔德的大篷车驻地可不是这样。我见过几个，认真仔细地考察了威根的大篷车，除了在远东，我从没见过这般脏乱。我一见到它们，就马上想起了曾经见过的、住在缅甸的印度苦力所住的肮脏猪圈。但实际上，东方也绝没有这般糟糕，因为在东方，你不用忍受我们这儿的潮湿刺骨的寒冷，阳光也可以杀菌。

被迫的选择：篷车收取相同的租金

⭐值得注意的是，篷车住民住在那里也省不下钱来，因为他们要交跟住房子一样的房租。我没听说过低于一周五先令的房租（二百立方英尺的空间要收五先令），甚至有租金高达十先令的情况。肯定有人靠这些篷车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显然，篷车之所以继续存在，就是因为房屋紧缺，而并非因为贫穷。

中产阶级对于矿工的歧视和误解

⭐中产阶级人士喜欢说，矿工们就算有条件也不肯好好洗澡，这是胡说。凡是矿口有浴室的地方，基本所有人都会使用，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

对于矿工收入的误算

⭐人们听到那些不准确的消息说，矿工上一个班能拿十或十一先令，于是简单一乘，就得出结论， 每个矿工一周大约能挣三英镑，或者一年一百五十英镑。但矿工上一个班拿十或十一先令的说法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首先，只有真正的“挖煤工”的收入才能达到这个水平；“计日工”，例如处理巷顶的按天计算工资的工人，收入就低一些，通常是一个班八九先令。其次，在很多煤矿，“挖煤工”的工资是计件的，按挖出来一吨多少钱算，这时，矿工工资就取决于煤的质量。如果机器出了故障或者出了“差错”——也就是煤层里混进了一段岩石——就可能让他一天或者一连两天的辛苦打水漂。而且不管怎样，不该认为矿工能一周六天、一年五十二周地工作。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有些日子他会“下岗”。1934年，无论男女老幼，大不列颠所有矿工一个班的平均收入是九先令便士（数据来自1935年《煤矿年鉴及煤矿业名录》）。如果所有人都一直有工作，那就意味着矿工每年的收入略多于一百四十二英镑，或者接近于每周两英镑十五先令。但是，他们的真实收入，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因为九先令便士只是实际工作班次的平均计算结果，没有考虑空白天数。

⭐*这些数据涵盖了少年人和成年人，高收入和低收入等不同层次……所有畸高收入都包含在这些数据中，某些官员和其他高收入者，以及加班获得的较高报酬也都包括进来。这些数据，作为平均数据，无法……展现成千上万成年工人的处境， 他们的收入大大低于平均水平，每周仅获得三十到四十先令，甚至更少。

令我思考统计学的意义。统计是为了获得信息，那么越贴近真实，信息就越准确。

中产阶级人士喜欢说，矿工们就算有条件也不肯好好洗澡，这是胡说。凡是矿口有浴室的地方，基本所有人都会使用，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
人们听到那些不准确的消息说，矿工上一个班能拿十或十一
了问题的笼车里。它该减速的时候没减速，他们以为肯定是钢缆断了。没想到，他们安全下到了井底。但当他走出来时，发现自己断了一颗牙，原来他一直紧咬牙关，等待着那可怕的撞击
这琐碎的不便与侮辱，默默的等待，事事要由着他人的方便，在工人阶级的生活中是与生俱来的。无数种力量不断打压着工人，把他逼成一个被动角色。他做不了主宰，他要受人宰割。他觉得自己是神秘权威的奴隶，坚信“他们”绝不会允许他做这做那做别的。
语言是多么乏力的东西。像“屋顶漏雨”和“八个人睡四张床”这样简短的词句又有何作用？这不过是你眼睛一瞟而过，却什么也没记住的东西。然而这其中包含了多么深重的苦难！
但同样确定的是，他们的环境激发不了自尊心。
因为他们可以以此转移注意力，逃避更严重的罪恶，假装废除了贫民窟就废除了贫穷。
租户抱怨说，房子又冷又潮，等等。或许房子确实偷工减料了，但同样有可能是他言过其实。他是从威根中央一个肮脏的小棚屋搬来这儿的，碰巧我以前去那里考察过。在那里时，他使出浑身解数弄到一栋市政房，而他刚一搬进市政房，马上就想回贫民窟了。这看似只是吹毛求疵，但其中包含着一种真正的悲哀
通常只有工作顺利、有能力在燃料、家具、交通上多花费一点儿，无论如何算“上等”类型的人才会例外。其他人，那些典型的贫民窟住民，则想念贫民窟中臭烘烘的温暖。他们抱怨说，在这“荒郊野外”，即城镇的边缘，他们快“饿死了”（冻死了）
窝在威根或白教堂，奥威尔先生仍将运用他准确无误的对所有美好事
物视而不见的能力，继续他全心全意诽谤人类的大业。
认识一个人，有人看见他在邻居不在家时喂邻居家的鸡，就报告给当局，说他“有一份喂鸡的工作”，而他很难反驳这种说辞
因为要写书，你不仅需要舒适和孤独，可是孤独在工人阶级的家庭从来不易获得，此外还需要心灵的平
静
他们瞪视着自己的命运，流露出如同困于陷阱中的动物那样迟钝的惊异，我犹记得，这给了我何等的震惊。他们受的教育就是要工作，但是看啊！似乎他们再也不会有工作的机会了。在他们那种处境下，最初免不了感到人格受辱的困扰。这就是那个时代对失业的态度：这是一场发生在你个人身上的灾难，问题在你。
因此生出无能和绝望的可怕感觉，这是失业最可恶的一点——远比任何艰难困苦可恶得多，也比任何被迫游手好闲造成的道德堕落更可恶，
但他们降低标准，并不是靠减少奢侈消费而集中于必需品。常常是恰恰相反——细想一下，这是更自然的方式。因此，在十年空前绝后的大萧条中，所有廉价奢侈品的销量不降反增。大概战后影响最大的两件事就是电影和大量生产的廉价漂亮衣服
最重要的是赌博，这是所有奢侈品中最廉价的。即使濒临饿死的人也可以花一便士买张彩票，买到几天希望。用他们的话说，日子有个盼头。
整区整区的工人阶级被夺走了他们真正需要的，却被粉饰生活表面的廉价奢侈品部分补偿了。
但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是生产商对市场的需求和饿得半死的人民对廉价镇痛剂的需求之间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普通人宁愿饿死也不愿靠全麦面包和生胡萝卜过活。而且有个特别的问题在于，你越是没钱，就越不想把钱花在健康食品上。一个百万富翁或许会享受橙汁和瑞维塔饼干当早餐，失业者可不会
你失业了，也就是当你食不果腹、疲惫厌烦、惨惨兮兮的时候，你不想吃那乏味的健康食物，你想要点“美味”的东西。总有些廉价可口的东西诱惑你。让我们来三便士的薯条吧！跑出去给我们买两便士的冰淇淋！架上炊壶，我们要喝杯好茶！在公共援助的生活水平上，你的心态就是这样。白面包配人造奶油和糖茶给不了你任何营养，但它们好过全麦面包配牛油和凉水，至少大多数人是这么认为的。
一种永无止境的惨痛，需要时时宽解，尤其用茶宽解，茶就是英国人的鸦片。一杯茶，甚至一片阿司匹林，都是比一片硬硬的全麦面包强得多的短期兴奋剂
。通过书本这一媒介——例如杰克·伦敦的《深渊里的人们》——我可以远远地为他们的苦难而痛苦，但每当我靠近他们时，我仍然讨厌他们、鄙视他们。他们的口音仍然让我反胃，他们习惯性的粗鲁仍然让我恼火。
年来，我服务于一项压迫制度，它让我良心难安。数不清的难忘的脸——被告席上囚犯的脸，在死囚牢房等待行刑的人的脸，我欺侮过的下属的脸，我呵斥过的老农的脸，我暴怒之时抱以铁拳的仆人和苦力的脸，都让我难以忍受、折磨着我。我意识到千钧之重的内疚压在我身上，我必须赎罪。
而且，主要由于我不得不在孤独之中思考一切，我对压迫的憎恨已经到了格外深重的地步。在那时候，失败对我像是唯一的美德。任何自我进步的嫌疑，甚至一年赚几百英镑这种程度的“成功”人生，都让我觉得是精神上的丑恶，是欺凌的变种。
天哪，你不知道我聚集了多么大的勇气才敢走进去！现在看来这简直可笑。但是你看，我那时还是有些害怕工人阶级。我想接触他们，我甚至想成为他们的一员，但我仍然把他们看成危险的异类。
一旦你进入这个世界，并看起来融入其中了，那你以前如何就没有关系了。这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国中之国，一个小小的肮脏的民主世界——或许是英格兰现存的最接近民主的东西。
这是感性主义者必然的命运。只要稍稍遭遇现实，他们所有的观点就会全盘改换，站到自己的对立面去。
否则，就要推翻帝国，让英格兰变成一个寒冷又无足轻重的小岛，我们全都不得不在岛上辛苦工作，主要靠鲱鱼和土豆过活。这是任何左翼人士都最不想要的。但左翼人士依旧认为，他对帝国主义不负有道德责任。他非常乐意坐享帝国的成果，然后靠嘲笑使帝国团结一体的人来拯救自己的灵魂。
在上一代，每个聪明人某种意义上都是革命分子。如今，说每个聪明人都是反动分子更贴切些。值得把H. G．威尔斯的《当沉睡者
记载，螺丝钉从远古时代就有使用，却直到19世纪中叶才有人想到做个尖头，之前好几千年都是平头螺丝钉，必须先钻出孔，然后才能插进去。
法西斯得以利用所有这类本能，得以扮成欧洲传统的拥护者，诉诸基督教信仰、爱国主义、尚武精神。单单用“集体变态”之类的简单短语把法西斯一笔带过，不止没用，更大大有害。如果你假装这仅仅是一次偏差，不久就会自行过去，那你就是在做梦，等有人用橡胶警棍揍你的时候，你就会大梦初醒。唯一可能的办法是研究法西斯，
那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标志是什么呢？我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是希望——不仅仅把这当作好事，而是积极地希望——看到暴政被推翻的人。
拿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学的乏味态度来说吧。我脑中浮现出很多例子，但这里只给出一个。这听起来是小事，但其实不是。旧版的《工人周报》（《工人日报》的前辈之一）上曾有一个文学对话栏目，就是“编辑桌上的书”这类的。一连几周有一些关于莎士比亚的讨论。一位义愤填膺的读者写信道：“亲爱的同志，我们不想听莎士比亚这样的资产阶级作家。你就不能给我们讲些无产阶级一点儿的东西吗？”诸如此类。编辑的回答简单明了。“如果你翻翻马克思的《资本论》, ”他写道，“你会发现提了好几次莎士比亚。”请注意：这就足以让反对者闭嘴了。一旦莎士比亚有了马克思的赐福，人们就肃然起敬了。就是这样的思维把普通的明白人从社会主义运动中赶走了。就算你不喜欢莎士比亚，也会厌烦这种事。
于是，当你试图大谈“阶级战争”来打动他们时，你仅仅是吓坏了他们，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收入，记起了自己的口音，马上为剥削着他们的阶级辩护起来。
你必须清楚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有普通人的一席之地，不然就完蛋了。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假定社会地位完全由收入决定

拿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学的乏味态度来说吧。我脑中浮现出很多例子，但这里只给出一个。这听起来是小事，但其实不是。旧版的《工人周报》（《工人日报》的前辈之一）上曾有一个文学对话栏目，就是“编辑桌上的书”这类的。一连几周有一些关于莎士比亚的讨论。一位义愤填膺的读者写信道：“亲爱的同志，我们不想听莎士比亚这样的资产阶级作家。你就不能给我们讲些无产阶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