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士”与西方的知识分子
西方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与中国的“士”极为相似
知识分子定义：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推动基本价值充分时间的践行者，不仅以某种知识技能为生，也关怀国家、社会及世界公共利害，且关怀超越个人（及个人所属小团体）私利之上。
如果从孔⼦算起，中国“⼠”的传统⾄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且流风余韵⾄今未绝。这是世果⽂化史上独⼀⽆⼆的现象。今天西⽅⼈常常称知识分⼦为“社会的良⼼”，认为他们是⼈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切不合理的现象，另⼀⽅⾯则努⼒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所⽤的“知识分⼦”⼀词在西⽅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切有“知识”的⼈。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他可以是教师、新闻⼯作者、律师、艺术家、⽂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业的脑⼒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的充⾜条件。根据⻄⽅学术界的⼀般理解，所谓“知识分⼦”，除了献身于专业⼯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世界上⼀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且这种关怀⼜必须是超越于个⼈（包括个⼈所属的⼩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所以有⼈指出，“知识分⼦”事实上其有⼀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孔⼦所最先揭示的“⼟志于道“便已规定了“⼠”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任，不亦重乎？死⽽后已，不亦远乎？”这⼀原始教义对后出的“⼠”发⽣了深远的影响，⽽且愈是在“天下⽆道”的时代也愈显出它的⼒量。所以汉末党锢领袖如李摩，史言其“⾼⽩标持，欲以天下⻛教是⾮为⼰任”，苑滂则皆“有澄清天下之志”。北宋承五代之浇漓，范仲淹起⽽提倡“⼠当先天下之忧⽽忧，后天下之乐⽽乐”，终于激动了⼀代读书⼈的理想和豪情。晚明东林⼤物的“事事关⼼⼀直到最近还能摄动现代中国知识分⼦的⼼弦。如果根据西⽅的标准，“⼠”作为⼀个承担着⽂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的功⽤。
近代的⾃由知识分⼦不属于住何固定的经济阶级，知识和思想则成为他们的唯⼀的凭藉，因此他们才能坚持⾃⼰的“思想上的信念”。（社会学家曼罕） ——“⽆恒产⽽有恒⼼者，唯士为能。（孟子）
希腊哲学家是西方知识分子原型和区别，“二分思维”
“真理”与实践的分离：推崇对于永恒事物的探究，追寻万象纷纭后的不变原则，“静观的人生”和“行动的人生”二分
“理性”源于古代希腊，代表了西⽅⽂化的最原始并且也是最主要的特征。古希腊理性的最重要的结晶则⽆疑是哲学(包括科学在內）。所以希腊的哲学家可以说是西⽅知识分⼦原型。但是古代哲学家在精神上和启蒙远动以来的知识分⼦颇有不同。古希腊的理性”主要表现为“理论的理性”或“思辩的理性”。柏拉图和亚⾥斯多德都把世界⼀分为⼆：⼀⽅⾯是超越的本体或真理世界，另⼀⽅⾯是现实的世界。这是“外在超越”型⽂化的特⾊。两个世界的清楚划分是西方⽂化的特显精采之处，然⽽也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之⼀即是⼆分的思维⽅式的普遍流⾏。⼆分思维虽⾮⻄⽅所独 有，但确是⻄⽅⽂化中⼀个极为强烈的倾向;理论和实践的⼆分，便是其具体的表现之⼀。“
有⼈更指出，柏拉图的《共和国》是城邦社会的理想化，其最主要的⽬标便是为哲学家提供⼀个“静观瞑想”的 ⽣活⽅式,使他们可以不受⼀切世俗活动(包括政治活动）的干扰。⽆可杏认的，希腊的哲学家确是以“精神贵族”⾃居;他们虽然重视“理性”，但是他们的的理论的理性”是不屑于⽤之于康德所谓“公共事务”上⾯的。所以⻄⽅近代“知识分⼦”和希腊哲学家之间并没有⼀脉相承的关系；前者所关注的不是“静观的⼈⽣”，⽽是”⾏动的⼈⽣”，不是“理论”，而是“实践”。
⻢克思在《论费尔巴哈纲领》第⼗⼀条的名⾔：“哲学家从来是以各种不同的⽅式解释世界，但真正的关键是改变它。”这句话最 能表示⼀个近代知识分⼦和希腊以来的传统哲学家之间的分歧所在。“解释世果”是“静观”的结果：“改变世界”才代表近代知识分⼦重”⾏动”或“实践”的精神。
整个中古时代哲学变成了神学的“婢女”，基督教实际上垄断了中古欧洲的精神世界。我们如果想在这个时期寻找⼀个相当于近代“知识分⼦”的阶层，便唯有向基督教中求之。基督教是⼀种的救世”的宗教；它不但为⻄⽅⽂化树⽴了最⾼的道德标准，布且持此标准以转化世界。从积极的⼀⽅面看，它在中古⽂化史上的贡献是⽆可否认的。基督教的教士之 中，有⼈教化了⼊侵的蛮旅，有⼈驯服了君主的专暴权⼒，更有⼈发展了学术和教育。但是另⼀⽅⾯，基督教⼜有严重的反知识、轻理性的倾向;知识必须从属于信仰，理性也必须匍匐于上帝的“启示”之前。这便和近代“知识分⼦”的精神背道⽽驰了。
概略地说，“⼠”在先秦是“游⼠”，秦汉以后则是“⼠⼤夫”。但是在秦汉以来的两千年中，“⼠”⼜可共进⼀步划成好几个阶段，与每⼀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化、思想各⽅面的变化密相呼应。秦汉时代，“士”的活动⽐较集中地表现在以儒教为中⼼的“吏”与“师”两个⽅⾯。魏晋南北朝时代儒教中衰，“⾮汤、武而薄周、孔”的道家“名⼠”(如嵇康、阮籍等人）及⼼存济俗”的佛教“高僧”(如道安、慧远等⼈）反而更能体现“⼠”的精神。这⼀时代的“高僧”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此时的中国是出于孔⼦救不得、唯佛陀能救得的局⾯;“教化”的⼤任已从儒家转⼊释⽒的⼿中了。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特别是禅宗〉 继续其拯教众⽣的悲愿外，诗⼈、⽂⼠如杜甫、韩愈，柳宋元、⽩居易之伦更⾜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宋代儒家复兴，范仲淹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 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成为此后“⼠”的新标准。这⼀新⻛范不仅是原始儒教的复苏，而且也涵摄了佛教的积极精神，北宋云⻔宗的⼀位禅师说：“⼀切圣贤，出⽣⼊死，成就⽆边众⽣⾏。愿不满，不名满 ⾜。”一直到近代的梁启超，我们还能在他的“世界有穷愿⽆尽” 的诗句中感到这⼀精神的跃动。
所谓的“士”的“超越性”既不是绝对的，也决不是永恒的。从中国历史上看，有些“⼠”少壮放荡不羁，⽽暮年⼤节凛然;有的是早期慷慨，而晚节颓唐;更多的则是生平无奇节可纪，但在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时刻，良知呈露，每发为不平之鸣。
春秋战国时代，由“武士”向“文士”的转变
盖战国时有才之平⺠皆得⾃呈其能于列国君、相，知识既丰。更加以无碍之辩才，则白衣可以立取公卿。公卿纵难得，显者之门客则必可期也……宁越不务农，苏秦不务工、商， 而惟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取尊荣为目标， 有此等人出，其名曰“士”，与昔人同；其事在口舌，与昔人异，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顾颉刚） 春秋时代因素允许了读书者的阶级流动，可以以读书为业。战国时攻伐剧烈，士好武者正复不少。